隆科多（约1670—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清初重臣佟国维之子，孝康章皇后（康熙帝生母）之侄，孝懿仁皇后（康熙帝第三任皇后）之弟。他并非以科举入仕，亦非靠军功起家，却在康熙晚年至雍正初年短短十余年间，跃居清朝权力核心，身兼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九门提督、吏部尚书、总理事务大臣等要职，被雍正帝亲口誉为“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甚至称其“舅舅隆科多”——这一罕见以亲属称谓公开褒扬臣工的举动，足见其特殊地位。然而，这位曾手握京师兵权、参与康熙驾崩关键时刻、主导雍正登基程序的核心人物，最终却在雍正四年（1726）被圈禁，五年后死于禁所，罪名包括“结党营私、私藏玉牒、悖逆不敬、欺罔贪黩”等四十一款大罪。他的兴衰轨迹，堪称清代中枢政治最富戏剧性与警示意义的缩影。

隆科多的政治崛起始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任步军统领（俗称“九门提督”）。该职掌管京师内城九座城门守卫、巡夜缉盗、治安稽查，统辖三万余绿营与八旗步军，实为京师防务与皇权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康熙帝晚年诸子夺嫡日趋白热化，太子两立两废，直郡王、八爷党、十四阿哥西征集团各具势力，而康熙本人则日益疏离朝臣、深居畅春园，对近侍与京营将领的信任变得空前敏感。隆科多凭借外戚身份、沉稳行事风格及对皇室绝对忠诚的表象，逐步赢得康熙信任。尤其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后，他开始频繁随扈御前，参与机密奏对，更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病危期间，奉命“昼夜守护于寝宫之外”，实际掌控了畅春园出入与消息传递通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崩于畅春园。据《清世宗实录》与《永宪录》载，隆科多是唯一被明确记载“宣读遗诏”的大臣。他当众宣布由皇四子胤禛继位，并迅速调集步军协同护军营控制紫禁城、景山、西苑等要害，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这一过程虽无直接证据表明存在矫诏行为，但其角色之关键无可替代——没有隆科多对京师武力的绝对掌控与对新君的即时拥戴，雍正即位极可能遭遇八爷党或十四阿哥旧部的强力阻挠。雍正登基次日即授其“总理事务大臣”之首衔，位列怡亲王允祥、大学士马齐之上；同年晋封一等公，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恩宠之隆，清代外戚罕有其匹。

然而，权力巅峰亦是危机起点。雍正初年，隆科多渐显骄纵：他干预吏部铨选，安插亲信至督抚、盐政等要缺；纵容家人收受盐商贿赂；更在玉牒（皇室谱系档案）中私自增删支系，被指“僭越宗人府职权，淆乱皇统”。尤为致命的是，他与年羹尧形成“内外呼应”之势——年镇西北，隆控京畿，二人书信往来频密，语涉“宇宙”“天象”等敏感隐喻，引发雍正高度警觉。雍正三年（1725）年羹尧赐死，隆科多顿失外援；四年，雍正借“查办蔡珽案”切入，揭出隆科多庇护贪官、隐匿供词等旧事，随即解除其所有职务，命其赴阿尔泰军前效力。此举实为政治放逐。同年十月，议政大臣会议罗列其四十一款大罪，雍正下旨：“隆科多罪不容诛，但念其曾为国宣力，免其正法，永远圈禁。”次年六月，隆科多卒于禁所，官方未予谥号，葬仪从简。

隆科多的悲剧，根植于清代皇权专制逻辑的深层悖论：皇帝既需绝对可信的“自己人”在关键时刻代行意志、稳定大局，又绝不能容忍任何臣僚形成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权威中心。他的外戚身份本是资本，亦成枷锁——佟佳氏家族已出两后一妃，再加权倾朝野的隆科多，足以触发帝王对“后族干政”的历史恐惧。康熙托付他守护终局，雍正倚重他完成交接，但一旦新君坐稳江山，那个知晓太多秘密、掌握太多资源、甚至能定义“合法继承”叙事的人，便天然成为皇权巩固的最大潜在威胁。他的倒台，不是个人失德的偶然，而是清代中枢权力结构中“可利用、不可共存”规则的必然结果。今日回望，隆科多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奸佞，亦非纯粹忠臣；他是帝国精密运转中一枚被极致使用、又必须被及时销毁的关键齿轮——其人生沉浮，映照出专制皇权下个体命运的深刻宿命与制度性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