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六”并非泛指六马驾车，而是特指周天子专属的最高等级出行规制。《周礼·夏官·司马》明载：“凡驭路仪，以六马。”郑玄注：“天子之车，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逸周书·王会解》更以“乘六”为王权象征，与“九鼎”“大辂”并列为三代王权物化核心。此前，学界对“驾六”长期存疑：汉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六马”乃虚指或后世附会，因西周至春秋考古所见车马坑多为“驾二”“驾四”，如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均未见六驾实例；更有观点推测“驾六”仅用于特殊祭典或属文献夸张修辞。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横空出世，以无可辩驳的考古层位、完整的驾具组合与严整的埋葬序列，一举终结了持续两千余年的学术悬案，将周代等级礼制从文本规范转化为可视、可触、可测的物质实态。

该车马坑出土青铜器逾三百件，尤以车器系统最具研究价值。其中，轭首、衡末、銮铃、軓饰、毂盖等部位大量使用失蜡法铸造与错金银工艺：一件高14.3厘米的青铜銮铃，内部双舌结构完好，摇之仍作清越之声；一组六件轭首饰以蟠螭纹与绹索纹相间，每件内壁铸有“王”字族徽；最令人惊叹者为六件形制统一的青铜当卢（马额饰），正面浮雕龙凤合体纹，背面阴刻细密云雷地纹，经X射线荧光分析，含铜82.6%、锡14.1%、铅2.9%，合金配比精准契合《考工记》“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记载。这些器物不仅体现东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巅峰水准，更揭示出王室作坊对礼器生产的绝对控制——所有车马器纹饰风格高度统一，无地域变体，与同时期诸侯国青铜器的个性化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礼记·礼器》所言“天子之尊，不以诸侯之礼僭”。

值得注意的是，“天子驾六”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嵌套于整套王陵制度之中。该车马坑与毗邻的“亚”字形大墓（M1）共处同一陵园，M1墓道长达62米，四条斜坡墓道呈十字分布，墓室积石积炭，椁外置多重漆棺，虽遭早期盗扰，仍出土“王作宝尊彝”铭文铜鬲及玉圭、组佩等礼器。考古队通过遥感探测与探沟验证，确认该区域存在连续分布的七座同规格大墓，构成东周王陵核心区。尤为关键的是，在车马坑西侧发现一处夯土台基，其上残留朱砂涂绘痕迹与燎祭灰烬层，结合《周礼·春官》“王巡守，则设柴望祀”记载，推断此处为王陵配套的“望祭坛”，专用于天子驾六出巡前的告天仪式。这一发现将“驾六”从交通行为升维为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环节，凸显其政治神学内涵。

“天子驾六”的消亡亦具深刻历史意味。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周王室彻底丧失军事与经济实力，洛阳王陵区不再新建大型车马坑，现存战国晚期墓葬中最高仅见“驾四”。秦始皇统一后推行“车同轨”，以“皇帝乘金根车，驾六马”承袭周制，但已剥离其宗法血缘内涵，转为纯粹权力符号。汉代虽沿用“驾六”称谓，然《史记·封禅书》载武帝“令群臣皆乘六马”，实则泛化为高级官员仪仗，礼制内核已然瓦解。因此，洛阳出土的这套青铜车马器，不仅是东周礼乐文明的物质绝唱，更是中国早期国家制度从血缘宗法向地缘官僚转型过程中，一个凝固于青铜与泥土间的决定性切片——它用六匹马的骨骼间距、十二枚銮铃的声波频率、三十六处错金纹样的走向，无声诉说着那个“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如何以精密器物编码维系天下秩序，又如何在铁器普及与战争形态变革中悄然崩解。今日伫立于洛阳“天子驾六”博物馆玻璃展柜前，指尖虽不可触，然那青铜冷光映照的，是华夏政治文明第一次系统性制度设计的全部重量与温度。

2002年，河南洛阳市中心城区考古现场传来震动学界的重大发现：在配合城市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中，一座保存极为完好的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重见天日。坑内六匹骏马遗骸呈南北向整齐排列，骨骼姿态完整，缰绳铜环犹存，其正前方对应一辆木质车舆残迹，车轴、毂饰、銮铃及大量错金青铜构件清晰可辨——这正是《逸周书》《左传》等先秦文献反复提及却长期缺乏实证的“天子驾六”制度的首次完整实物印证。此坑位于东周王城遗址东北部，紧邻 presumed 周敬王至周赧王时期的王陵区，经碳十四测年与铭文比对，确认年代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3世纪初，属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正值周王室虽权威衰微但礼制仪轨仍被严格维系的关键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