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少帝刘辩（176年－190年），是汉灵帝刘宏与皇后何氏所生的长子，公元189年即位时年仅十四岁，成为东汉第十三位皇帝。他并非因失德或昏聩被废，而是在皇权崩解、外戚与宦官殊死搏杀、军阀势力乘势崛起的历史夹缝中，沦为政治牺牲品——他是东汉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废黜的皇帝，亦是中国帝制时代早期罕见的“非罪废立”典型案例。其短暂而悲怆的帝王生涯，浓缩了东汉王朝最后十年的系统性溃败。

刘辩登基背景极具戏剧性与危机感。汉灵帝晚年偏宠王美人所生之子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曾有意改立，但因何皇后及外戚何进强势干预未能实现。灵帝崩后，何进以大将军身份拥立刘辩即位，尊其母何氏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然而此时东汉中央政权早已名存实亡：南宫北宫宦官势力盘根错节，掌握禁军“西园八校尉”中的多支精锐；何进虽掌兵权，却优柔寡断，既欲诛尽宦官又忌惮其反扑；袁绍等士族清流则推波助澜，主张“尽杀阉竖”。公元189年八月，何进密谋召并州牧董卓入京胁迫太后，反遭宦官张让、段珪等先发制人，在嘉德殿前将其斩杀。宦官劫持少帝与陈留王刘协仓皇出逃至北芒山，途中被奉命追击的卢植、闵贡迎回。此一事件虽暂保帝位，却彻底暴露皇权之虚弱——天子竟如人质般流离失所，连宫门都难自守。

真正决定刘辩命运的，是董卓率三千凉州铁骑于九月抵达洛阳。他敏锐察觉少帝言语慌乱、应对失据，而陈留王刘协在危难中对答沉稳、条理清晰，遂认定“协贤于辩”，萌生废立之心。更关键的是，董卓需要一个便于操控的新君以攫取最高合法性。他迅速控制北军五营与戍卫宫城的虎贲、羽林，收编何进旧部，并以“清君侧”为名清洗朝臣。同年九月甲戌日，董卓在崇德前殿召集百官，强令尚书丁管宣读废帝诏书，斥刘辩“懦弱失仪、不堪承统”，以“孝仁皇帝（灵帝）嫡孙、皇子协仁孝聪明”为由，强行废刘辩为弘农王，改立九岁的刘协为帝。整个过程未经廷议，不依《汉律》废立程序，纯以武力胁迫完成。刘辩被迫交出传国玉玺，跪受贬诏，史载“群臣莫敢对”，唯侍中周毖、伍琼等少数人伏地涕泣。

被废后的刘辩幽居弘农王府，形同软禁。董卓为绝后患，于初平元年（190年）正月遣郎中令李儒携毒酒前往鸩杀。据《后汉书·孝灵帝纪》注引《续汉书》，李儒逼迫刘辩饮鸩时，少帝悲愤交加，作《悲歌》一首：“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歌罢仰药而卒，年仅十五。其妃唐姬在夫死之后被掠入宫，后辗转流落，终生守节不嫁，直至曹魏黄初年间方得归乡，临终犹藏刘辩所赐缥绫手巾，足见其情之深、其哀之切。

刘辩之废，绝非个人能力问题，而是东汉政治结构不可逆解体的标志性事件。自和帝以来，外戚与宦官轮番专政已耗尽制度弹性；察举制异化导致士族离心；州郡兵权下放催生地方军阀；而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卖官鬻爵、纵容黄巾之乱，则加速了中央权威的蒸发。刘辩恰在此种结构性塌方中登台，其十四岁登基、三个月被废、十六岁饮鸩，全程未及亲政一日，却承担了整个王朝衰亡的全部政治代价。他的悲剧在于：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生错了时代——当皇权失去制度支撑、军事保障与道德共识，再正统的继承人也终成权力祭坛上的羔羊。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史家对刘辩评价渐趋公允。范晔在《后汉书》中虽沿用董卓所拟废辞，却在赞语中暗含同情：“少帝……值阉竖擅权，国命倾覆，虽有忠良，不能自固。”司马光《资治通鉴》更直指核心：“董卓之入也，岂必欲废帝哉？特欲专权耳。废立之举，所以示威于天下也。”现代史学界普遍认为，刘辩被废标志着东汉皇权法理终结与军阀割据时代的正式开启。此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所挟者，已是董卓所立、全无实权的汉献帝；而刘辩之死，则成为汉室正统性无可挽回的断裂点。今日洛阳汉魏故城遗址中，已难觅弘农王府旧迹，但那段被匆忙抹去的帝王岁月，始终是理解中国中古政治转型不可绕行的历史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