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1905—1943），浙江遂昌人，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汉奸特务头目，汪伪政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实际掌控者，南京“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简称“76号”）的创建者与首任主任。其人生轨迹浓缩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激荡中的道德溃败与政治堕落，是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政治生态、日伪合作机制及汉奸群体心理结构的关键个案。

李士群早年接受新式教育，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受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影响，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五卅运动和北伐宣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武汉、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后经组织营救脱险。这一阶段的李士群，具备典型左翼青年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组织能力，亦展现出极强的权变意识与生存本能——这为其日后转向埋下伏笔。

转折发生于1932年。因党内路线分歧及个人野心膨胀，李士群被中共开除党籍。此后他一度流寓杭州、苏州，靠撰稿、教书维生，但政治失意与经济困顿加剧其心理失衡。1933年，他在上海遭国民党中统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在审讯压力与利诱之下，李士群选择“自首”，转而为中统效力，成为反共情报人员。这段经历使其熟练掌握特工技术、审讯手段与组织架构逻辑，也彻底撕毁了其政治底色的最后遮蔽。

1938年，日军攻占华东后推行“以华制华”策略，亟需熟悉中国政情、通晓国共两党内幕的合作者。李士群敏锐捕捉到这一历史缝隙。他先通过日本驻沪特务机关“梅机关”成员晴气庆胤建立联系，继而以“反蒋”“反共”为投名状，向日方献策组建独立于汪精卫与蒋介石体系之外的特务武装。1939年，在日本扶持下，李士群与丁默邨、唐惠民等人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秘密筹建特工组织，次年随汪伪政权成立升格为“特务委员会”，李士群任副主任（实为最高实权者）。76号迅速扩张至数千人，下设行动、情报、审讯、电讯、警卫等八大处，配备刑具逾百种，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刺杀杨杏佛”“暗杀王亚樵”“血洗《申报》馆”等一系列恐怖事件，仅1940—1942年间即逮捕迫害抗日志士、进步文化人士、国民党军统中统人员逾万人，其中三分之二遭酷刑致死或秘密处决。

李士群并非单纯傀儡。他深谙权力博弈之道，在日、汪、蒋三方夹缝中构建“灰色权威”：一方面对日本顾问影佐祯昭表面恭顺，实则限制其直接干预人事；另一方面借汪伪政权名义攫取财政、警察、司法资源，将76号发展为集特务、警察、法庭、监狱于一体的“国中之国”。他甚至多次策反军统人员，如诱降赵刚义、策反陈明楚，使重庆方面在上海的情报网几近瘫痪。1942年，李士群更推动成立“清乡委员会”，配合日军开展苏南“清乡运动”，实行保甲连坐、封锁隔离、焚毁村庄等暴政，致使太湖流域数十万民众流离失所。

其权势巅峰亦是崩塌起点。随着76号势力膨胀，李士群与汪伪政府内其他派系（如周佛海集团）、日本军部不同派系（如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日军矛盾）以及日方“梅机关”产生激烈利益冲突。1943年，日本宪兵队怀疑其私通重庆、截留鸦片税款、垄断黑市贸易，对其展开调查。同年9月，李士群在参加日本宪兵队宴请后突发高烧、呕吐、皮肤溃烂，七日内暴毙于南京家中，终年38岁。官方称其“急性中毒”，民间普遍相信系日本方面授意、由宪兵队军医吉冈用毒菌（一说蓖麻毒素）实施暗杀。其死标志着76号盛极而衰，也为汪伪特务系统内部权力重组埋下伏笔。

李士群之死，绝非偶然病故，而是殖民统治逻辑下的必然清算。他既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凶恶执行者，亦是该政策不可控副产品的牺牲品。其生平揭示出汉奸政治的本质悖论：依附强权者终被强权所噬；出卖民族者，亦难保个体生命与尊严。历史学者戴季陶曾评：“士群之才，足以治国；士群之行，足以下地狱。”这一判断至今仍具警示力量。今日重审李士群，不仅在于厘清其罪行史实，更在于辨析知识精英在民族危亡时刻的价值抉择机制——当理想让位于私欲，能力蜕变为暴力工具，所谓“现实主义”便沦为助纣为虐的精致借口。他的档案被尘封于南京市第二档案馆、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及台北国史馆，每一页密令、每一份审讯记录、每一帧刑讯照片，都是对忠诚与背叛最冷峻的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