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1902—1936），原名毕士悌，朝鲜族，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是中共历史上罕见的跨国籍、跨民族的杰出军事指挥员与国际主义革命家。他早年投身朝鲜独立运动，1920年流亡中国，在云南讲武堂深造后加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中极少数兼具正规军事教育背景与实战经验的复合型人才。1925年经周恩来亲自介绍入党，随即投身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组织工作，展现出卓越的群众动员能力与政治敏锐性。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央委派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系统学习现代战争理论与政工制度，为日后在红军中开创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体系奠定思想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杨林于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秘密赴东北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他在吉林延吉、珲春一带深入朝鲜族聚居区，以双语宣传、民族政策宣讲和游击战术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迅速整合多支反日山林队，于1932年参与创建“朝鲜族抗日游击队”，后整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前身。尤为可贵的是，他坚持“民族平等、联合抗战”原则，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部队建制中设立朝汉双语政工组、设立民族事务委员会，并主持制定《东北抗日联军民族政策纲要（草案）》，强调“朝鲜族同志不是客军，而是东北反帝斗争不可分割的主力”。这一实践比1935年《八一宣言》正式提出“联合一切反日力量”的方针早三年，具有显著的前瞻性与制度原创性。

1933年，杨林调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作战科长，参与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筹划。他结合苏区实际，提出“梯次阻击、机动伏击、民兵协防”三位一体防御体系，其战术建议被朱德、刘伯承采纳并写入《中国工农红军战术手册（1934年修订版）》。长征初期，他率直属侦察团担任右翼掩护，在湘江战役中率部血战三昼夜，成功保障中央纵队渡江；过草地时主动将马匹让给伤病员，自己徒步跋涉，最终因长期营养不良与高原反应病倒，但仍坚持在担架上整理敌情图册、编写《山地行军卫生指南》油印小册子，分发至各军团卫生队。

1935年抵达陕北后，杨林出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处长，主导重建红军通信联络网与陕甘宁边区兵工生产体系。他主持设计的“窑洞式弹药装配线”使边区每月手榴弹产量提升300%，并推动创办延安摩托学校前身——“红色机械训练班”，亲自讲授内燃机原理与简易装甲车改装技术。1936年2月，东征战役中，他率红十五军团先遣支队强渡黄河，在山西石楼县罗村镇遭遇阎锡山晋绥军重兵围堵。为掩护主力转移，他亲率一个连扼守鹰嘴崖制高点，激战七小时，毙伤敌军二百余人，终因弹尽援绝、腹部中弹被俘。面对劝降，他用朝语高唱《国际歌》直至牺牲，年仅34岁。1936年5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追悼大会，毛泽东题挽词：“毕士悌同志永垂不朽——国际主义战士，中华民族英雄”。

杨林的历史意义远超个体生命维度。他是中共党史上首位担任方面军级参谋职务的少数民族党员，也是红军中最早系统运用民族区域自治理念开展武装建设的实践者。其遗存手稿《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军事工作的几个问题》（1934年）、《东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初步设想》（1933年）等文献，被中央档案馆列为一级革命文物。2009年，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布《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补编卷，首次全文刊布其1932年致中央关于建立“朝汉联合苏维埃”的密信，证实其民族区域自治思想萌芽早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十余年。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的“杨林烈士陵园”，每年清明都有朝汉两族学生共植“同心松”，碑文镌刻着周恩来1975年亲笔批示：“毕士悌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与民族团结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