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王朝，也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成熟的重要标志。商朝皇帝姓氏”这一问题，需首先厘清一个关键概念：商代尚无“皇帝”称谓。“皇帝”一词始自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所创，用以彰显至高无上的君权神授地位；而商代最高统治者自称“王”，史称“商王”。准确表述应为“商朝历代商王的姓氏”。

据《史记·殷本纪》明确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故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此处“子姓”即商王室的原始姓氏。子姓源于始祖契——传说中帝喾之子、尧舜时代的司徒，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封于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赐姓子氏。值得注意的是，“子”在商代并非现代汉语中“儿子”的普通含义，而是上古八大姓之一（姬、姜、姒、嬴、妘、妫、姚、子），具有神圣血缘标识功能，代表母系氏族时代遗留的姓族符号，强调同源共祖、不可通婚的血缘集团边界。

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文献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商王常以“王”“余一人”“大乙”“武丁”等称谓出现，其名号多含天干（如大乙、太甲、盘庚、武丁），但所有王族祭祀谱系均指向同一父系祖先——契，并以“子”为姓族标识。武丁时期的宾组卜辞多次出现“子某”“子某入”等记录，子某”指王族近支成员，非泛称贵族子弟；而周原甲骨H11:84亦载“子商”之称，佐证商王族以“子”为姓的制度性事实。

商王世系共历十七世、三十一王（据《史记》及甲骨文补正），从开国之君成汤（大乙）到亡国之君帝辛（纣王），全部出自子姓。值得注意的是，商代实行“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并存的继承制度，尤其前期以兄终弟及为主，如外丙、仲壬相继继位；后期逐渐转向嫡长子继承，但无论何种方式，继位者必须出自子姓王族核心支系。非子姓者不得称王，亦不参与宗庙主祭——这在殷墟M5（妇好墓）、M1001（武官大墓）等高等级墓葬的青铜器铭文中体现得极为清晰：所有带族徽铭文的礼器，如“司母戊”“妇好”“亚启”等，其族徽旁必见“子”形符号或与子姓密切相关的核心氏族标记（如“息”“雀”“韦”等，实为子姓分支）。

另需辨析的是“商”“殷”“宋”三者关系。商王室以“商”为国号，盘庚迁都于殷（今安阳小屯）后，史家习称“殷商”；周灭商后，封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延续商祀，宋国公族亦为子姓。《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足见子姓宋国在周代仍享特殊地位。“子姓”不仅贯穿商代始终，更延绵至春秋战国，衍生出宋、华、孔、戴、乐、鱼、皇甫等数十个著名姓氏——孔子即为子姓、孔氏，其先祖正是商王帝乙之庶子微子启的后裔。

后世对商王姓氏的误解，常源于混淆“姓”“氏”之别。商周之际，“姓”表血缘本源（稳定不变），而“氏”为分支称号（可随封地、官职、功勋变更）。商王虽皆姓子，但不同支系各有氏名：武丁之子子瞿受封于“瞿”，其后以瞿为氏；比干之后有林氏（比干剖心而死，其子坚逃难长林山，周武王赐姓林）；微子启之后有宋氏、戴氏。这种“同姓异氏”结构，恰是中华姓氏文化多元一体的源头活水。

综上，商朝历代商王的姓氏确为“子姓”，这一结论既有《史记》《世本》等传世文献支撑，又得到殷墟甲骨、金文及周代铜器铭文的多重实证。子姓不仅承载着商族起源神话与政治合法性，更通过宗法制度、祭祀体系与姓氏分化，深刻塑造了先秦社会结构与中华姓氏谱系的底层逻辑。理解子姓，即叩开了认识早期中国王权构造、血缘政治与文明连续性的关键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