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通（约625—691年），字通师，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代著名书法家、政治家，是初唐书法巨匠欧阳询之子。他一生跨越太宗、高宗、武周三朝，在政坛以刚直敢谏著称，在书坛则承袭家学而自成峻厉奇崛之风，与父亲并称“大小欧阳”，共同构成唐代楷书演进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环。其生平不仅折射出初唐士族精英的政治命运，更映照出书法艺术从“尚法”雏形走向成熟规范的历史脉络。

欧阳通生于贞观初年，幼年丧父——欧阳询卒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时欧阳通年仅十六岁左右。据《旧唐书·欧阳询传》附记及《墨池编》《宣和书谱》等载，其母徐氏“笃志教子，督以严训”，令通“昼夜临摹父书，寒暑不辍”，甚至“以荻画地习字”，足见家学传承之严苛与自觉。少年欧阳通即以“能继父业”闻名京洛，弱冠已精熟欧体楷法，然其早年并未急于仕进，而是在家守孝、研习经史、广交名士，打下坚实的儒学根基与政治素养。

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年），欧阳通以门荫入仕，初授兰台郎，后迁中书舍人、太子中允。此阶段他勤于职守，尤擅章奏文书，文辞简峻、法度森严，颇得高宗赏识。然真正奠定其历史地位的，是他在政治风浪中的刚烈气节。调露元年（679年），高宗欲立武则天为“天后”，扩大其参政权限，朝中多有阿谀附会者，欧阳通却联合侍御史王义方等十余人伏阙上疏，引《周礼》《春秋》之义，力陈“后不可与政，妇不可干外”，言辞切直，震动朝野。虽未阻成命，但其风骨已为士林所重。

永淳元年（682年），欧阳通升任殿中侍御史，履职期间屡劾权贵：曾弹劾中书侍郎李敬玄“专权误国”，又纠察左卫将军薛仁贵“私役营兵、侵夺民田”诸事，皆证据确凿，朝廷不得不依律处置。其监察之严、执宪之正，被时人誉为“铁面御史”。值得注意的是，欧阳通并非空谈道德的清流，而是深谙制度运作的实务型官员。他参与修订《永徽律疏》后续条令，主张“刑期无刑，法贵适时”，强调律令须随社会变迁而调整，反对机械援引旧例，体现出初唐法家思想与儒家德治理念的融合。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政局骤变。垂拱四年（688年），欧阳通被擢为宰相——拜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武周政权早期少数非武氏亲信而跻身中枢的汉族士族代表。然其入相非因妥协，实为以高位行谏诤之责。史载其在政事堂常“正色立议，不阿不谄”，多次劝谏武后慎用酷吏、宽减赋敛、复用贤良。尤其在来俊臣罗织“裴炎谋反案”牵连数百人之际，欧阳通冒死密奏，指出“株连过广，恐失士心”，终使数十名中下级官员获免。此举虽暂缓冤狱蔓延，却也埋下自身危殆之机。

天授二年（691年），酷吏周兴构陷欧阳通“交通庐陵王（李显），图谋复唐”，将其下狱。审讯中，欧阳通拒不认罪，遭施“凤凰晒翅”“玉女登梯”等酷刑，四肢尽毁，血肉模糊，仍大呼：“吾世受国恩，岂肯诬己以诬君！”最终被杖杀于洛阳都亭驿，时年约六十六岁。其就义前犹索笔作《遗诫》数行，字迹虽颤而筋骨凛然，后人谓“墨未干而气已贯虹”。

欧阳通之书法成就与其政治人格高度统一。传世唯一可靠墨迹为《道因法师碑》（全称《大唐故翻经在蜀大德道因法师碑》，刻于龙朔三年，663年），碑文由其撰并书，结体 tighter 于乃父，笔画更趋瘦硬挺拔，横画收笔顿挫如斩钉截铁，捺脚锐利似刀锋出鞘，转折处多用方折，少圆转，形成“险劲峻拔、锋棱毕露”的独特风格。宋人朱长文《续书断》评曰：“通师笔力劲健，与父齐名，而险绝过之。”明代王世贞亦称：“大小欧阳，如双峰并峙，大欧阳如泰山乔岳，小欧阳如剑阁峥嵘。”

除《道因法师碑》外，《泉男生墓志》（1972年辽宁朝阳出土）近年被学界确认为欧阳通所书，进一步佐证其书风在高宗朝已臻成熟。其理论贡献亦不可忽视，所著《传授诀》虽已佚，但《法书要录》引其语：“书贵瘦硬方通神……若肥则质滞而神昏”，直接影响了中晚唐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书学观，亦为宋代“尚意”书风埋下理性基石。

欧阳通身后，其子欧阳宪、欧阳韶皆不仕武周，隐居乡里，守父志而不坠家声。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下诏追赠欧阳通为“范阳郡公”，谥号“孝”，并命国子监刊其《道因碑》拓本颁行天下，以彰忠烈。其人格力量与艺术高度，历经千年而愈显光辉：他是盛唐气象之前夜最清醒的守夜人，是以生命践行“士不可不弘毅”的典范，更是中国书法史上将道德意志转化为视觉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