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昶（919年－965年），字保元，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人，后蜀高祖孟知祥之子，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第二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他生于乱世，长于宫闱，十六岁即位，在位三十二年（934—965），是五代诸国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之一。其统治前期励精图治、文教昌明、经济繁荣，成都“锦城”之名因他而盛；后期沉溺享乐、宠信佞臣、军备废弛，终致北宋伐蜀时兵不血刃、国祚倾覆。孟昶的一生，恰如一幅浓墨重彩又骤然褪色的蜀地绢画，映照出五代政权更迭中文化韧性与政治脆弱性的双重悖论。

孟昶即位之初，年仅十六，却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政治清醒。其父孟知祥于934年称帝建蜀，仅七个月即病逝，临终托孤于赵季良、李仁罕等顾命大臣。孟昶初涉权柄，即以雷霆手段铲除骄横跋扈的李仁罕，继而削弱赵廷隐、张业等权臣势力，至938年前后基本完成中央集权。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规定“凡赃满五贯者处死”，并亲阅刑狱案卷，史载“每断大辟，必亲临观之”。经济上，他延续前朝“务农桑、薄赋敛”政策，兴修都江堰支渠，推广蚕桑，使蜀中“沃野千里，民富户殷”。至940年代，成都已成“天下繁侈，莫如西川”之都会，商旅辐辏，夜市通宵，纸币“交子”的雏形亦萌芽于此时民间信用票据之中。

文化成就堪称孟昶时代最耀眼的遗产。他本人“工为诗，好属文”，尤擅骈俪，所作《玉楼春》词开宋词先声。更关键的是他对儒学与教育的制度性扶持：广设州县官学，命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九经》——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大规模雕版印刷儒家经典，史称“蜀刻本”，字体端丽、校勘精审，被欧阳修誉为“字画精劲，冠绝一时”。他还命人将《孝经》《论语》等刻于石碑，立于成都学宫，供士子摹拓，此举比北宋太学石经早六十余年。他设立翰林图画院前身机构，延揽黄筌、丘文播等画家，使西蜀画派臻于鼎盛；又整理乐府旧谱，创制“霓裳羽衣新破”，推动宫廷燕乐发展。正因如此，北宋灭蜀后，太祖赵匡胤特诏“尽收孟氏图籍、书画、乐工、匠人入汴京”，足见其文化积累之厚。

然而盛世表象下暗流汹涌。自950年代起，孟昶渐趋奢纵。他扩建摩诃池宫苑，建水晶宫殿，梁柱包金嵌玉；命工匠以七宝装饰溺器，苏轼后来在《东坡志林》中讥其“七宝溺器，安得不亡”。更致命的是用人失当：宠信王昭远、伊审征等阿谀之徒，王昭远“手执铁如意，自称诸葛武侯再世”，实则不通兵略；而忠直老臣李廷珪、安思谦反遭疏斥。军事上，他误判形势，以为剑门天险足恃，竟十年未整饬边防，禁军“神卫军”虚籍充数，战马瘦弱不堪披甲。当964年北宋以王全斌为帅，分两路伐蜀时，后蜀守将望风溃散——剑门守将王昭远临阵醉酒，弃军奔逃；夔州守将高彦俦自焚殉国前叹：“吾受国厚恩，不能保境，何面目见先帝！”仅六十六天，宋军兵临成都城下。

965年正月，孟昶白衣衔璧，出降于升仙桥。被押赴汴京后，赵匡胤授其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赐第京师，表面优礼有加。然仅七日之后，孟昶暴卒于开封私邸，年四十七。《宋史》称“殂于京师”，《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记“癸巳，昶卒”，未言病因；野史多疑为赵匡胤鸩杀，以绝蜀人复国之望。其妃花蕊夫人随行北上，途中作《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此诗千载传诵，既是对亡国将士的悲愤诘问，亦成为孟昶复杂历史形象最锋利的注脚——他非昏聩如刘禅，亦非暴虐似朱温，而是典型“文治有余、武备不足”的士大夫型君主，在五代武夫专政的丛林法则中，其优雅终难敌刀锋。

孟昶的历史意义，正在于其矛盾性：他是乱世中罕见的文化守护者，却也是制度性衰败的亲历者与推手；他缔造了五代最富庶的割据政权，却未能构建足以自存的政治—军事体系。今日成都浣花溪畔的“孟昶墓”为后世纪念所建，真冢早已湮没无考；而他亲题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中国第一副春联，仍被镌刻在无数门楣之上，无声诉说着一个帝王在历史夹缝中留下的温润余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