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1893年8月4日－1964年5月2日），字锡予，湖北黄梅人，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被誉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开山者”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佛教思想史及魏晋玄学的系统性梳理与创造性阐释，以严谨考据与深邃思辨并重的学术风格，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思想丰碑。

汤用彤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士绅家庭，其父汤霖为清末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亦是晚清著名学者与教育家。家学熏陶使他自幼熟读经史，十三岁即入北京顺天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后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8年，他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汉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与哈佛大学，师从哲学家怀特海、宗教史家兰曼（Charles Rockwell Lanman）及梵文权威兰曼教授。在哈佛期间，他系统研习梵文、巴利文、希腊文、拉丁文及西方哲学，并以论文《〈大乘起信论〉考证》初露锋芒——该文虽未正式发表，却已显现出他将文献学方法与哲学义理分析相融合的独特路径。

1922年归国后，汤用彤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在南开任教期间，他开设“印度哲学史”课程，成为中国高校最早系统讲授印度哲学的学者之一；至北大后，他主持哲学系工作长达十余年，培养出任继愈、石峻、杜继文等一大批佛学与哲学研究骨干。抗战烽火中，他随校南迁长沙、昆明，在西南联大简陋的茅草教室里坚持讲授《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印度哲学史》，其授课常座无虚席，学生笔记被争相传抄，谓之“锡予先生讲义，一字千金”。

汤用彤的学术成就集中体现于三部里程碑式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隋唐佛教史稿》（遗稿，1982年整理出版）与《魏晋玄学论稿》（1957）。《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被胡适誉为“空前之作”，全书以“教理—教制—教史”三维框架，首次以现代学术范式厘清佛教初传中土至南北朝鼎盛期的演变逻辑。他提出“格义佛教”概念，指出早期僧人借用老庄术语翻译佛典，既促成传播，亦埋下义理误读之因；又以“六家七宗”为线索，揭示玄学与般若学互动共生的思想史实。尤为可贵的是，他拒绝简单比附或价值贬抑，始终坚持“同情之了解”，主张“以佛教解释佛教，以历史理解历史”。

除佛学外，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同样开创性地打通儒释道界限。他指出王弼“贵无论”实为融合《老子》本体论与般若空观的思想实验，郭象“独化论”则暗含对印度缘起思想的本土转化。这种跨文明语境的解读，远超同时代学者的视野局限，至今仍是中哲史研究的基本参照系。

作为教育家，汤用彤秉持“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办学理念。1946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期间，他力主恢复文科传统，延聘冯友兰、朱光潜、贺麟等大家，重建哲学、中文、历史三系学术谱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虽因健康原因淡出行政，仍坚持指导研究生，手批作业细密如蝇头小楷，连标点讹误亦一一圈出。他常说：“治学如铸剑，火候不到，锋刃不坚；史料不真，义理必伪。”此语成为数代学人的座右铭。

汤用彤晚年饱受高血压与脑血栓困扰，1964年病逝于北京，临终前犹口述《魏晋玄学讲义》修订要点。他一生未撰自传，拒受“大师”之称，书房悬挂自题联：“不逐时流，但求心安；宁守寂寞，毋趋浮名。”其子汤一介后来整理遗稿时发现，父亲日记中反复出现的只有两个词：“读书”与“思辨”。

今日回望汤用彤，其意义早已超越佛学专家的身份标签。他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中罕见的“双轨通才”：既扎根故纸堆，精熟汉译佛典三千卷，又深谙西方哲学脉络，能以康德式批判精神审视中印思想；既坚守乾嘉考据传统，又具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思。在文化自信日益成为时代命题的当下，汤用彤所示范的“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学术立场，以及“述而不作、作必有据”的治学风骨，愈发显现出穿越时空的思想力量。他未曾高呼口号，却以一生笔耕，在中西古今的断裂处架起一座沉静而坚韧的桥梁——桥那端是佛陀的寂静，这端是华夏的呼吸，而桥身，是由无数个凌晨伏案的侧影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