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自19世纪70年代起，以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早期改良派已提出“商战”“议院”“学校”等主张；甲午战败则彻底击碎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幻象——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之辱，使朝野普遍意识到：仅学坚船利炮不足以救国，制度之弊才是根本。康有为以今文经学重构儒学话语，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将孔子塑造为“托古改制”的先师，为变法提供合法性依据；梁启超主持《时务报》，以通俗犀利之笔唤醒士林，“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一语风靡南北。至1895年公车上书，三千举人联名反对和约、吁请变法，标志着维新从知识界舆论走向政治实践层面。

1898年夏，光绪帝在翁同龢、杨锐等支持下决意变法。6月11日，《明定国是诏》颁布，宣告“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正式开启新政。百余日内，朝廷密集发布谕旨110余道，涵盖教育、行政、军事、经济、法律诸领域：废八股、改试策论，创设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及各省高等学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冗衙，鼓励官员上书言事；设立农工商总局，奖励实业；编练新式陆军，筹建海军；准许民间设报馆、学会，提倡翻译西书。尤为关键的是，光绪多次召见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骨干，命其筹划制度局——一个凌驾于旧官僚体系之上、统筹新政设计的中枢机构，实为君主立宪的雏形构想。

然而，改革迅速遭遇结构性阻力。维新派缺乏实际权力基础，康梁等人未任实职，诏令多赖光绪个人意志推动，执行严重依赖地方督抚。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掌控禁军、人事与财政大权，视新政为对其权威的挑战。当光绪拟开懋勤殿、任用维新派执掌军机处，并试图争取袁世凯支持围园劫后时，政变不可避免。9月21日凌晨，慈禧宣布“训政”，幽禁光绪于瀛台；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未经审讯即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新政诏令悉数废止。

戊戌维新的失败，表面看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深层则折射出多重历史张力：一是传统政治结构对制度创新的窒息性排斥——清代皇权高度集中，缺乏分权制衡机制，任何触及中枢权力的改革都易被解读为“夺权”；二是改革策略的激进与失衡——百日之内密集更张，未建立过渡机制，未争取中间力量（如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督抚），反将守旧派彻底推向对立面；三是思想资源的内在矛盾——维新派一面援引孔子改制以消解保守阻力，一面引入议会、民权等异质理念，导致话语体系难以自洽。谭嗣同临刑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吾中国则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的慨叹，既显悲壮，亦暴露其对政治现实复杂性的认知局限。

但历史评价不能止于成败。戊戌维新虽昙花一现，却留下不可磨灭的遗产：它首次将“立宪”“民权”“教育救国”等现代政治概念大规模输入中国公共话语；京师大学堂的设立，开创近代国立高等教育先河；废八股之举，终结了延续六百余年的科举核心内容，为1905年科举全废埋下伏笔；维新志士以生命践行理想，催生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政治自觉——此后十年间，留日学生激增，革命与立宪思潮并起，辛亥革命的火种已在戊戌的灰烬中悄然孕育。梁启超后来反思：“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而不专在形式。”这种以国家命运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对制度变革的执着探索，构成中国近代启蒙精神的重要源头。

今日回望戊戌，其意义早已超越具体政策得失。它提醒我们：现代化转型从来不是技术移植或口号更新，而是权力结构、知识体系与社会心理的深层重构；改革既需理想主义的勇气，更需现实主义的智慧；而所有真诚叩问出路的努力，纵使沉没于时代浊浪，亦会在历史长河中沉淀为文明演进的基石。戊戌维新不是失败的句点，而是中国艰难转身时，一次震耳欲聋的叩门声。

戊戌维新运动（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又称百日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由统治阶层内部开明士大夫主导、以君主立宪为方向、自上而下推行的系统性政治改革运动。它发生于甲午战败（1895）、《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背景下，既是传统士大夫经世致用思想在危局中的激进实践，也是儒家“变法”传统与西方近代政治理念交汇碰撞的历史节点。这场仅持续103天的改革，虽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为起点、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六君子”为终结，却深刻重塑了晚清思想图谱与后续变革路径，成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起步阶段不可绕行的关键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