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1915年2月26日－2011年7月21日），中国著名应用光学家、仪器仪表专家、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他出生于日本东京，祖籍江苏苏州，幼年随父回国，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光学工程，后转入谢菲尔德大学，师从国际著名玻璃物理学家W. E. S. Turner教授，1948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前夕，他婉拒英国多家科研机构高薪聘任，毅然于1948年底携全部实验笔记与光学设计手稿回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成为新中国光学学科体系构建的核心推动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光学仪器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精密光学设备如天文望远镜、军用瞄准镜、电子显微镜等均处于空白状态。1952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后更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即“长春光机所”），并担任首任所长。他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自主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红外夜视仪、第一台大型经纬仪、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以及支撑“两弹一星”工程的关键光学跟踪测量系统。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的超远程光学跟踪经纬仪，实现了对飞行器轨道的毫米级测角精度；为核试验配套的高速摄影装置，成功捕捉到毫微秒级的爆心火球演化过程——这些成果不仅填补国家空白，更奠定了中国国防光学与空间光学的技术根基。

王大珩的学术视野远超单一技术领域。他前瞻性提出“光学工程是信息获取的源头科学”，主张光学与电子学、材料学、信息科学交叉融合。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制定国家“863计划”，牵头论证并推动“激光技术”“光电显示技术”“空间光学遥感”等重点领域立项；1993年，他联合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等科学家联名上书中央，促成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启动，被尊为“863计划四位倡议者”之一。2001年，他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词称其“以毕生之力铸就民族光学脊梁”。

为弘扬王大珩献身科学、甘为人梯的精神，2007年，在他九十华诞之际，中国光学学会联合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共同设立“王大珩光学奖”。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分设“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和“高校学生光学奖”两类：前者面向年龄不超过45周岁、在光学前沿研究或工程应用中取得突出成果的科研骨干；后者面向国内高校光学及相关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强调原始创新潜力与学术规范性。评奖坚持“宁缺毋滥”原则，由院士领衔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三轮盲审，迄今已颁发九届，共授予73位获奖者——其中包括多位国家杰青、优青获得者，多人成长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亦有获奖学生后续在超构光学、量子成像、飞秒激光精密制造等方向实现国际领跑。

王大珩光学奖不仅是一项荣誉，更是中国光学人才成长生态的重要枢纽。历届颁奖典礼均同步举办“王大珩光学论坛”，邀请全球顶尖光学学者开展前沿对话；获奖者自动纳入中国光学学会青年人才库，优先推荐承担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参与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合作项目；部分高校更将该奖项作为破格晋升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核心依据。尤为可贵的是，王大珩本人始终拒绝以个人名义冠名奖项，坚持将其定位为“集体奋斗的象征”。他在首届颁奖致辞中强调：“光学不是一个人的事业，而是一代人的接力。这个奖不属于我，属于所有在暗室里调试干涉仪、在零下40度野外校准光栅、在无尘车间打磨非球面镜片的普通科技工作者。”

从“天眼”FAST反射面主动光学调控系统，到“羲和号”太阳探测卫星的莱曼阿尔法波段成像仪；从国产光刻机物镜的亚纳米级面形检测技术，到新冠病毒快速检测中的微纳光纤生物传感器——中国光学已全面融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主航道。而王大珩留下的，不仅是技术遗产，更是一种精神范式：尊重规律的严谨、面向需求的务实、甘坐冷板凳的定力、提携后学的胸怀。他的名字，早已超越个体生命范畴，化为中国光学界最坚韧的坐标原点——每当新一代光学人调试好第一套自主设计的共焦显微系统，当青年学子在实验室通宵完成光子晶体带隙仿真时，王大珩未竟的事业，正在无数双年轻而专注的眼睛里，持续折射、不断聚焦、永恒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