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举行秘密会议，为结束对日战争及战后秩序安排进行协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达成一项关键协议：在德国投降后两至三个月内，苏联将对日本宣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默许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恢复其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包括大连港国际化、旅顺港租借为苏联海军基地，以及中长铁路（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这些条款虽未事先征得中国政府同意，却成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的基础。

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国民政府在蒋介石主导下被迫接受现实，派遣外交部长王世杰赴莫斯科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展开谈判。尽管中方试图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但在美苏双重压力之下，最终于1945年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属协定。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互不侵犯、在对日战争中相互援助、战后共同防止日本再武装；苏联承认中国对东北三省的主权；中方则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其地位，并在尊重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接受大连设为自由港、旅顺由中苏共同使用但主要由苏联控制、中长铁路由中苏合营等安排。

尤为关键的是，条约附带的《关于外蒙古问题的换文》规定，若外蒙古公投结果显示多数居民支持独立，中国政府将予以承认。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全民公投，结果显示97%以上选民支持独立。尽管投票过程存在争议，国民政府仍于1946年1月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此举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外交决策之一。

从战略角度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体现了战后初期大国协调机制下的现实政治逻辑。苏联借此重新确立在远东的战略支点，恢复了沙俄时期在辽东半岛的军事存在，并通过控制中长铁路强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力。而国民政府虽名义上获得苏联对华援助与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但实际效果极为有限。斯大林在条约中承诺“不援助中共”，但在后续国共内战中，苏联默许中共接收大量缴获的日军武器，并允许其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客观上加速了解放军在东北的发展。

此外，该条约也暴露了弱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被动地位。中国虽为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国之一，却未能平等参与关乎自身主权的重大决策。雅尔塔密约和随后的条约签署，反映出当时国际秩序仍由美苏主导，中小国家的利益往往被牺牲。这种“大国决定小国命运”的模式，在冷战初期屡见不鲜。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条约的命运发生根本转变。新中国奉行“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拒绝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中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了1945年的旧约。新条约强调平等互利原则，苏联同意逐步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标志着中国彻底摆脱旧有不平等关系。

回顾历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仅是战后初期国际权力重组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国现代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它揭示了战争结束之际，国家实力与外交话语权之间的紧密关联。同时，条约所引发的领土变更与民族认同问题，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关系与历史记忆。

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一外交事件不仅标志着二战末期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政治走向与东北亚地缘战略格局。该条约的签署背景复杂，牵涉到雅尔塔会议的秘密协定、战后势力范围划分以及大国间的现实政治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