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的社会阶级制度，通常被称为“种姓制度”（Caste System），是南亚次大陆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分层体系之一。这一制度根植于印度数千年的宗教、文化与社会实践中，深刻影响着印度人的生活方式、职业选择、婚姻关系乃至政治格局。尽管现代印度宪法已明令禁止基于种姓的歧视，但其遗留影响依然广泛存在于城乡社会之中。

种姓制度的核心概念源于古代印度教经典《梨俱吠陀》中提到的“瓦尔纳”（Varna）体系。根据这一理论，社会被划分为四个主要阶层：婆罗门（Brahmins）、刹帝利（Kshatriyas）、吠舍（Vaishyas）和首陀罗（Shudras）。婆罗门是祭司与学者阶层，负责宗教仪式与知识传承；刹帝利为王族与武士，掌管军事与行政权力；吠舍包括农民、商人与手工业者，承担经济生产职能；首陀罗则是服务阶层，从事体力劳动与仆役工作。此外，还存在被排除在四瓦尔纳之外的“达利特”（Dalits），旧称“不可接触者”或“贱民”，他们往往从事被视为不洁的职业，如清理粪便、处理尸体等，在传统社会中遭受严重的社会排斥。

值得注意的是，瓦尔纳是一种理想化的分类模型，而实际运作中的种姓制度更为复杂。它在地方层面演化出成千上万的“迦提”（Jati），即具体的职业性社群单位。迦提以世袭为基础，成员通常只能内部通婚（内婚制），并遵循特定的生活规范、饮食习惯与宗教实践。一个人的迦提身份从出生即确定，几乎无法更改，这使得社会流动性极为有限。

种姓制度的维持依赖于宗教教义、社会习俗与法律传统的共同作用。印度教经典强调“达摩”（Dharma），即每个人应履行与其种姓相符的职责，以此积累善业（ karma），在来世获得更高地位。这种轮回观念强化了对现有等级秩序的接受，使底层群体往往被动顺从。同时，高种姓群体通过控制土地、教育资源与宗教权威，长期占据社会优势地位，进一步固化了不平等结构。

随着历史发展，外来统治与思想冲击不断挑战种姓制度。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后，苏菲派圣人曾批评种姓歧视，吸引部分低种姓民众改宗。英国殖民时期，西方式教育与公务员制度引入一定程度的社会流动机会，但殖民政府也利用种姓进行人口分类与治理，反而在某些方面强化了其制度化特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改革运动兴起，如罗姆·摩罕·罗易、贾雅卡尔·拉奥·法杜等人倡导废除“不可接触制”，推动教育平权。最著名的改革者当属比姆拉奥·安贝德卡博士（Dr. B.R. Ambedkar），他本人出身达利特阶层，领导了大规模争取民权的斗争，并在印度独立后主持起草宪法，明确规定禁止种姓歧视，赋予低种姓群体保留席位等 affirmative action 政策。

尽管法律层面取得重大进展，现实中的种姓壁垒仍未完全消除。农村地区仍普遍存在基于种姓的居住隔离、就业限制与暴力事件。例如，“荣誉杀人”时有发生，尤其是跨种姓婚姻常遭家族与村落长老反对。城市中虽相对开放，但在婚姻介绍、社区交往等方面，种姓因素依然重要。近年来，随着教育普及与经济发展，新一代印度青年逐渐淡化种姓意识，但政治领域中种姓仍是一个关键动员工具，各政党常依种姓分布制定竞选策略。

当代印度政府实施“预留制度”（Reservation System），在公共教育机构、政府职位及立法机构中为表列种姓（SC）、表列部落（ST）以及后来纳入的其他落后阶层（OBC）提供比例配额。这一政策有效提升了弱势群体的社会参与度，但也引发关于“逆向歧视”与 meritocracy 的争议。近年来，部分中等种姓群体甚至高种姓青年要求获得预留资格，反映出社会对公平机制的新诉求。

综上所述，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不仅是宗教仪轨的产物，更是历史、经济与权力交织的结果。它在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也造成长期的社会不公。尽管现代化进程正在逐步削弱其刚性约束，但彻底实现社会平等仍需持续的法律保障、教育推进与文化变革。理解这一制度，有助于更深入把握印度社会的本质结构与发展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