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魏国名将张颌的战死，是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一件军事事件。作为曹魏五子良将之一，张颌以智勇双全、用兵稳健著称，在对抗蜀汉诸葛亮北伐的过程中屡建奇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宿将，却在木门道中伏身亡，令人扼腕叹息。那么，张颌之死，究竟是谁的责任？是战场上的偶然，还是战略决策的失误？是张颌本人轻敌冒进，还是上级指挥失当？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公元231年的第四次北伐战场，从历史细节中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公元231年，诸葛亮率军第四次北伐，围攻祁山。魏明帝曹叡命司马懿为统帅，统领张颌、费曜、戴陵等将领迎击。此时的司马懿刚刚掌握西线兵权，对蜀军作战尚持谨慎态度，主张据险固守，避免与诸葛亮正面交锋。而张颌则建议分兵驻守雍、郿等地，形成掎角之势，以防蜀军切断粮道。但司马懿未采纳其策，坚持集中兵力于上邽一带，与诸葛亮对峙。

不久，诸葛亮因粮草不继，主动退兵。司马懿见状，下令张颌率军追击。张颌当即提出反对：“归军勿追，兵家大忌。诸葛亮治军严谨，撤退必设伏兵，不可轻动。”然而司马懿执意下令，强调“今贼退，若不追击，何以显我军威？”在主帅强令之下，张颌不得已领兵追至木门道。果然，蜀军早于山谷两侧设下埋伏，万箭齐发，张颌身中数箭，战死沙场。

从整个事件的发展来看，张颌之死并非源于个人过失，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张颌本人具备极高的军事素养，他清楚地认识到追击退军的风险，并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的判断完全符合兵法原则——《孙子兵法》有云：“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诸葛亮用兵谨慎，撤退时必然布置严密，贸然追击极易中伏。张颌的劝谏是有理有据的，因此不能将责任归咎于他“轻敌冒进”。

其次，司马懿作为三军统帅，负有最终决策之责。他拒绝张颌的合理建议，强行下令追击，是导致悲剧发生的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懿此前一贯采取保守策略，避战为主，为何此次突然转为主动出击？后世史家对此多有猜测。一种观点认为，司马懿意在借机削弱曹魏旧将势力。张颌身为曹操时代的老将，资历深厚，威望极高，若长期存在，可能对司马氏掌权构成潜在威胁。借蜀军之手除掉张颌，既可灭一劲敌，又可嫁祸于天，实为一石二鸟之计。

此外，从政治背景看，魏明帝时期，中央集权逐渐加强，而司马懿作为新兴权臣，正逐步掌控军政大权。张颌代表的是曹魏老派军事集团，与司马懿的政治立场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权力更迭的敏感时期，张颌的死亡无疑为司马懿扫清了障碍。虽然这一说法缺乏直接证据，但从后续发展看，司马懿在西线再无制衡之人，独揽大权，为其日后发动高平陵之变奠定了基础。

当然，也有人为司马懿辩护，认为他并非有意害死张颌，而是出于战略误判。毕竟诸葛亮此前多次诈退诱敌，司马懿可能误判此次亦为虚退，故欲趁机歼敌。然而，即便如此，作为主帅，在部将明确警告风险的情况下仍坚持己见，也难辞其咎。更何况，张颌是当时魏国最擅长野战的将领之一，其阵亡对魏军士气和战斗力造成重大打击。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当时的通信与情报系统远不如现代发达，战场信息传递滞后，主帅难以全面掌握敌情。司马懿或许并未意识到木门道地形之险要，也未能及时获知蜀军伏兵的确切位置。但这并不能完全开脱其责任——正因如此，才更应听取前线将领的专业意见，而非刚愎自用。

综上所述，张颌之死，表面看是一场战术伏击的牺牲，实则背后隐藏着战略误判、权力博弈与将帅失和的深层矛盾。张颌本人无过，反而是清醒理智的一方；真正有过者，是执意追击、拒纳良言的司马懿。无论其动机是出于战略误判，还是政治算计，都无法改变他作为决策者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张颌之死，不仅是一位名将的陨落，更是曹魏军事格局转变的标志。从此，老将凋零，新权崛起，历史的天平悄然倾斜。当我们回望木门道那场突如其来的箭雨，听到的不仅是金戈铁马的悲鸣，更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