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是中国战国末期著名的刺客，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因“荆轲刺秦”这一惊心动魄的政治刺杀事件而名垂青史。尽管刺杀最终失败，但荆轲的勇气、智谋与悲壮结局，使他在后世被广泛传颂，成为忠义与反抗强权的象征。

荆轲的国籍问题在史学界早有定论。根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是卫国人。卫国位于今天的河南北部一带，是战国七雄之外的一个小国，虽曾一度强盛，但在战国后期逐渐衰落，最终被魏国所并。荆轲出身并不显赫，早年喜好读书击剑，游历各国，结交豪杰。他性格沉稳，善于言辞，深得当时士人敬重。据司马迁描述，荆轲“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可见他曾试图以才学仕于本国君主，却未获重用，因而离开卫国，开始了漂泊生涯。

荆轲的生平转折点出现在他结识燕国太子丹之后。太子丹早年曾在秦国为人质，亲身体验了秦王嬴政的专横与冷酷。后来他逃回燕国，深感秦国吞并六国之势不可阻挡，而自己国家危在旦夕。为挽救燕国命运，太子丹决定采取极端手段——派遣刺客刺杀秦王。在多方物色之下，他选中了荆轲。

荆轲接受任务并非一时冲动。据《史记》记载，太子丹“伏地顿首”恳求荆轲出手，言辞恳切，情真意切。荆轲起初推辞，但在太子丹的再三请求和厚待下，最终答应承担这一几乎必死的任务。这不仅体现了荆轲的侠义精神，也反映出他对天下大势的深刻认知——他明知刺秦难以成功，但仍愿以身殉义，试图延缓秦国统一的步伐。

为确保刺杀顺利，荆轲制定了周密计划。他提出需取得两样信物：一是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二是燕国督亢地区的地图。樊於期因得罪秦王逃至燕国，太子丹不忍加害。但荆轲亲自劝说樊於期，指出若献出首级可助刺秦大业，樊於期感其大义，毅然自刎。此举既显示了荆轲的说服力，也凸显了整个行动的悲壮色彩。

地图则被精心设计成机关藏匕首的形式。那把匕首涂有剧毒，“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足见其致命性。荆轲与副手秦舞阳一同前往咸阳，在秦宫献图之时，图穷匕见，荆轲抓住秦王衣袖欲行刺，却被对方挣脱。秦王绕柱奔逃，殿上群臣无法及时反应，因秦法规定“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关键时刻，御医夏无且以药囊投掷荆轲，为秦王争取了时间。最终秦王拔剑反击，斩断荆轲左腿，荆轲倒地后仍奋力投掷匕首未中，随后被侍卫杀死。

这场刺杀虽然失败，但影响深远。从政治角度看，它加速了秦国对燕国的军事打击。秦王震怒之下，立即增兵攻燕，最终迫使燕王杀太子丹求和，燕国元气大伤，不久灭亡。但从文化意义上讲，荆轲的形象却被不断美化与神化。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浓墨重彩描绘其形象，称“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充分肯定其人格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荆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恐怖分子”或“暴徒”，而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和道德信念的士人刺客。他的行为根植于战国时代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太子丹对他礼遇有加，视其为心腹，荆轲则以生命回报这份知遇之恩。这种忠诚与牺牲精神，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的典范。

后世文学艺术中，荆轲形象频繁出现。陶渊明作《咏荆轲》诗：“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表达了对其精神的追思。唐代诗人骆宾王、李白等也都曾吟咏此事。现代影视作品如《英雄》《荆轲刺秦王》等，进一步将这一历史事件推向大众视野，尽管其中不乏艺术加工，但核心主题始终围绕着个人勇气与历史洪流之间的冲突。

综上所述，荆轲是卫国人，他受燕太子丹之托实施刺秦行动，虽未成功，却以其凛然气节赢得千古敬仰。荆轲刺秦不仅是战国末年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更是中国文化中关于忠、义、勇的永恒话题。他的故事提醒人们，在强权面前，个体依然可以选择抗争，哪怕代价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