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革的重要阶段，政治上诸侯割据、礼崩乐坏，文化上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其形制、纹饰、功能与铭文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展现出从宗法礼器向实用与艺术并重的转型趋势。相较于西周时期庄重肃穆、等级森严的青铜礼器体系，东周青铜器呈现出多样化、地域化和工艺精细化的特点，反映了社会结构的松动与审美意识的觉醒。

东周初期，周王室权威衰落，诸侯国纷纷崛起，青铜器的铸造权逐渐下移至各诸侯国。这种权力分散直接导致了青铜器风格的多元化发展。例如，晋国、齐国、楚国、秦国等大国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器风格。晋国青铜器以规整严谨著称，多见于祭祀用鼎和编钟；齐国则注重实用与装饰结合，常见错金、嵌玉工艺；而楚国青铜器最具代表性，其造型奇诡灵动，纹饰繁复浪漫，如著名的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尊盘，采用失蜡法铸造，镂空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体现了高超的冶金技术与独特的南方审美。

在形制方面，东周青铜器突破了西周“重鼎轻簋”的礼器组合模式，出现了大量新型器类，如鉴、𨱔、𨱔、𨱔等生活化器具，以及用于宴饮、征战的酒器与兵器。鼎的形态也由早期的深腹圆底演变为扁腹、方鼎甚至附耳鼎，显示出使用场景的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礼不下庶人”传统的瓦解，部分中下层贵族乃至富裕平民也开始拥有青铜器，这推动了青铜器生产的规模化与商品化。

纹饰艺术在东周达到新的高峰。西周常见的兽面纹（饕餮纹）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蟠螭纹、蟠虺纹、云雷纹、龙凤纹等更具动感与节奏感的几何化动物纹样。这些纹饰常以细密交错的方式布满器身，形成“满花”效果，极具视觉冲击力。此外，人物活动场景开始出现在青铜器表面，如河南辉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生动刻画了战争、狩猎、宴乐等社会生活图景，是研究东周社会风貌的珍贵图像资料。

铭文方面，东周青铜器仍保留铸铭传统，但内容已不再局限于册命、赏赐、祭祀等官方记录，而是扩展到纪功、盟誓、婚嫁、家族传承等多个领域。字体风格亦趋于多样化，出现鸟虫书、篆书等装饰性极强的书写形式，尤以吴越地区最为盛行。这类铭文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是书法艺术发展的早期见证。

从技术角度看，东周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取得重大突破。除延续商周以来的块范法外，失蜡法的应用日趋成熟，使得复杂立体结构得以实现。同时，分铸法、焊接技术、鎏金、错金银等复合工艺广泛使用，极大提升了器物的精致度与艺术表现力。例如战国中期的中山王厝墓出土铜鼎，采用错银工艺描绘狩猎与宴饮场景，线条流畅，人物栩栩如生，堪称工艺美术杰作。

更重要的是，东周青铜器的功能正在发生本质转变。虽然仍部分承担祭祀与礼仪职能，但越来越多地融入日常生活，成为身份象征与财富展示的工具。一些大型墓葬中随葬的成套编钟、酒器、食器，不仅是礼制遗存，更体现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品位。与此同时，青铜兵器如剑、戈、矛的制作也达到巅峰，名剑如“越王勾践剑”历经两千余年仍寒光逼人，刃口锋利，反映出当时先进的合金配比与热处理技术。

综上所述，东周时期青铜器不仅是物质文化的杰出代表，更是时代精神的缩影。它见证了旧有礼制的解体与新兴秩序的萌芽，承载着从神本走向人本、从统一走向多元的历史进程。今天，通过考古发掘与科技分析，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这些沉默千年的金属遗存，从中解读出一个动荡而辉煌时代的深层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