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自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至公元316年长安陷落、晋愍帝被俘，正式宣告灭亡，历时仅五十一年。若连同东晋（317年－420年）合观，则晋朝共延续155年，但其政治格局始终未能摆脱衰败宿命。晋朝的灭亡并非一朝一夕之果，而是多重因素长期积累、内外交困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

首先，西晋建国之初便埋下了动乱的种子。司马炎虽完成统一，结束了三国纷争，但他采取分封宗室的政策，赋予诸王兵权，意图以血缘关系巩固皇权。然而这一举措反而为“八王之乱”提供了条件。自公元291年起，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司马氏诸王相互攻伐，持续十六年之久。这场内乱严重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能力，耗尽国力，导致边防空虚，百姓流离失所。

更致命的是，西晋社会阶层严重固化，门阀士族垄断政治资源，寒门难以上进。朝廷重用豪族，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官僚系统腐败盛行，奢侈成风。晋武帝本人晚年沉溺享乐，后宫万人，朝政松弛。这种腐朽的政治生态使得国家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

与此同时，北方边疆的民族关系日益紧张。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不断内迁，聚居于黄河流域。西晋政府未能有效治理这些族群，反而加以压迫与剥削。八王之乱期间，诸王为增强实力，纷纷引胡人军队参战，如匈奴刘渊被成都王司马颖任用。此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少数民族武装迅速壮大并掌握战争经验。

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揭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其后，羯族石勒、鲜卑慕容部等相继崛起。公元311年，刘渊之子刘聪派大将石勒歼灭晋军主力于苦县宁平城，随后攻破洛阳，俘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洛阳陷落后，宫廷遭洗劫，宗庙被焚，数万官员百姓惨遭屠戮，中原文明遭受空前浩劫。

西晋残余势力拥立晋愍帝于长安，试图延续国祚。然而此时关中凋敝，粮草匮乏，外援断绝。公元316年，匈奴汉国军队围攻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正式灭亡。此后，司马睿南渡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延续晋室血脉。

然而东晋并未真正解决导致西晋灭亡的根本问题。虽然偏安江南，获得相对稳定的环境，但政权始终由王、谢、庾、桓等门阀大族掌控，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皇权虚弱，士族专权，内部斗争不断。虽有祖逖、桓温、刘裕等人试图北伐恢复中原，但或因朝廷猜忌，或因力量不足，终未能成功。

此外，东晋后期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负担沉重，起义频发。孙恩、卢循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席卷东南，动摇了统治基础。与此同时，寒人势力逐渐崛起，以军功获取权力的刘裕脱颖而出。他通过平定内乱、两次北伐（灭南燕、后秦），声望达到顶峰。公元420年，刘裕逼迫晋恭帝禅位，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

综上所述，晋朝的灭亡是制度缺陷、政治腐败、民族矛盾与军事失控共同作用的结果。西晋的短命源于其建国基础不稳，宗室内斗摧毁了中央权威；而对外族政策失当，则直接引发大规模入侵。东晋虽延续百年，却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集权改革与社会整合，最终被新兴军事强人取代。晋朝的兴亡，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关于权力失衡、族群冲突与文明存续的重要警示。

从更深远的历史视角看，晋朝的崩溃也标志着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期开启。“五胡十六国”虽带来战乱，但也促进了北方民族的汉化与制度重构，为后来北魏统一北方及隋唐盛世奠定基础。因此，晋朝之亡不仅是王朝更替，更是中华文明在动荡中转型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