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亦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以宗教意识形态为组织核心、以跨省域地理扩张为实践路径的政权建构实验。其历史地图不仅记录军事进退与疆域消长，更深层映射出清帝国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裂隙、华南至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生态的剧烈变动，以及传统“天下观”在内战语境下的空间重构逻辑。1851年金田起义爆发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这一看似偏远的地理节点实为多重边缘性叠加之地：地处两广交界，远离两广总督驻地广州与广西巡抚驻地桂林；山高林密，土客矛盾尖锐，天地会势力盘根错节；同时又是鸦片战争后两广外贸衰退、米价飞涨、流民激增的重灾区。金田村并非孤立据点，而是依托紫荆山—大瑶山—十万大山构成的西南山地走廊，形成隐蔽动员网络。1852年太平军突围北上，经全州、永州入湖南，地图轨迹显示其刻意避开长沙等府城重镇，转而攻取道州、郴州等次级行政中心，既获取粮械补给，又吸纳天地会、矿工、船民等流动人口——这种“绕城打援、据邑扩军”的空间策略，凸显其对清代“府—州—县—汛”四级防御体系弱点的精准把握。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标志着政权空间逻辑的根本转向：从流动作战转入建制化治理。天京选址极具地缘政治深意——控扼长江咽喉，上可溯江威胁武昌，下可出海联结闽浙；依托江南赋税重地，却又能凭长江天险抵御八旗绿营反扑。太平天国随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其理想化的“两”“伍”“卒”“旅”“师”“军”六级行政区划，试图以军事编制覆盖民事管理，将地理空间彻底“圣库化”与“平均化”。然而现实地图迅速暴露理想与实践的断裂：1853–1856年间，太平军虽控制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大部及湖北东部，但实际控制呈“点线状”分布——仅稳固掌控沿江府县（如安庆、九江、武昌短暂占领）、运河枢纽（扬州）及部分产粮区（皖南圩田），广大乡村仍由团练、保甲与地方士绅维持旧秩序。1856年天京事变后，地图呈现明显收缩：石达开远征西南，李秀成、陈玉成则转向经营苏南与皖北，形成以苏州、常州、庐州为中心的双核心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后期地图出现全新现象：外资介入的空间痕迹。1860年李秀成东征上海，与英法联军在徐家汇、虹桥发生武装冲突；1862年华尔洋枪队参与保卫上海，常胜军活动范围延伸至松江、青浦。这些地理坐标成为近代中国主权空间首次被西方军事力量实质性切割的视觉证据。与此同时，清廷启用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构建起以安庆、上海、武汉为支点的三角围剿体系，其地图轨迹与太平军形成镜像式对抗：湘军自西向东沿长江推进，淮军自东向西扼守运河，左宗棠楚军则从浙江包抄赣浙边区。最终1864年天京陷落，并非单一战役结果，而是整个空间网络的系统性崩解——当湖州、广德等最后屏障失守，天京即成孤岛。今日所见《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等权威成果，均以GIS技术叠加清代政区、水系、驿道、地形数据，揭示出一个关键结论：太平天国的兴衰曲线，与长江中下游水网密度、漕运节点存废、圩田开发程度呈高度负相关——水网越密、漕运越衰、圩田越多之区，其控制力越强；反之，在丘陵旱作区或漕运复兴地带，统治则迅速瓦解。这一空间规律，远比单纯的人事倾轧或战略失误更能解释其历史命运。太平天国历史地图因此超越军事示意图功能，成为解码19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生态约束与权力地理学的三维密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