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契诃夫（1860–1904）是19世纪末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最具原创性与持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亦是世界现代短篇小说与现实主义戏剧的奠基性人物。他出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一个破产小商人家庭，祖父曾是农奴，通过积蓄赎身；父亲经营杂货铺却屡遭失败，家境日益窘迫。契诃夫自幼承担家务、帮衬店铺，少年时期便在教堂唱诗班演唱以补贴家用——这段底层生活经历深刻塑造了他对普通人命运的深切体察，也成为其日后文学创作中“不加评判的凝视”美学的现实源头。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成为家族首位大学生。求学期间，他为补贴家用开始为幽默杂志《蜻蜓》《闹钟》撰稿，以“安托沙·契洪特”为笔名发表大量诙谐小品。这些早期作品虽具讽刺锋芒，但尚未显露其成熟期特有的克制与留白。真正转折点出现在1886年——著名评论家尼古拉·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堡报》撰文盛赞其新作《信》，称“契诃夫正在成长为一位严肃作家”。此后，他主动疏离滑稽笔调，转向对人性幽微处的沉静勘探。1888年，《草原》获普希金文学奖，标志其正式跻身俄罗斯文坛主流。

契诃夫的医学训练赋予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他像一位冷静的临床医生，观察人物而不妄下诊断，呈现症状而不急于开方。这种“无主角、无高潮、无说教”的写作范式，彻底颠覆了当时盛行的果戈理式讽刺或托尔斯泰式道德追问。《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等短篇，表面写官僚生态与庸常悲剧，实则揭示一种弥漫性的精神窒息——不是暴政压迫，而是自我规训；不是恶人作祟，而是沉默共谋。他拒绝提供答案，只将生活切片置于读者眼前，迫使读者成为共同诊断者。

1892年，契诃夫购得梅利霍沃庄园，开始深度参与乡村医疗与公共事务：建立学校、修筑道路、组织霍乱防疫。这段实践强化了他对知识分子责任的理解——写作不是高蹈批判，而是具体介入。1897年罹患肺结核后，他迁居雅尔塔，在病痛缠身中完成《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四部划时代戏剧。这些作品摒弃传统戏剧的激烈冲突与明确因果，代之以日常对话中的潜流涌动、未竟之言与错位期待。《海鸥》首演失败曾令他一度退出剧坛，但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丹钦科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重新诠释后，其“内在动作”“情绪记忆”“停顿的力量”成为现代表演体系的核心法则。

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从不自诩为改革者。他在书信中反复强调：“作家的使命不是解答问题，而是正确地提出问题。”他厌恶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抵制将人物简化为阶级符号。当高尔基在1900年致信希望他加入左翼文学同盟时，契诃夫婉拒道：“我属于所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不属于任何党派。”这种超然立场使其作品超越时代语境，在20世纪全球范围内持续引发共鸣——卡佛的极简主义、贝克特的存在荒诞、曹禺对“沉闷氛围”的营造，皆可见契诃夫式呼吸感的深远回响。

1904年，契诃夫在德国巴登维勒疗养院逝世，年仅44岁。临终前，他饮下香槟，平静说道：“我很遗憾……不能再喝它了。”这一细节恰如其文学气质：轻描淡写中蕴含巨大张力，温柔包裹着深不可测的悲悯。今日重读契诃夫，我们不仅看见沙俄晚期的社会肌理，更照见自身在效率崇拜、信息过载与情感稀释时代中的“套中人”困境——那个总想把世界装进盒子里以求安全的灵魂，从未真正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