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最具创新性、包容性与艺术表现力的高峰时期。其服饰体系既承袭周汉礼制遗绪，又大胆吸纳西域、中亚、南亚乃至波斯、粟特等域外文化元素，在形制、色彩、纹样、材质与穿着观念上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体而言，唐朝服饰以“华美繁盛、开放兼容、等级分明而动态演进”为三大核心特点，深刻映射出盛唐社会的自信气度、经济繁荣与文化自觉。

首先，形制上突破前代拘谨，强调人体线条与动态美感。初唐沿袭隋制，男女皆尚窄袖高腰襦裙，但至盛唐，女性服饰发生革命性变化：齐胸襦裙成为主流，裙腰高束至腋下甚至胸部，配以轻薄透纱的披帛，凸显修长身姿；上襦短小精巧，常缀绣金线或织锦边饰；衫、袄、帔、裙组合灵活，形成“三叠式”层叠美学。男子则流行圆领袍衫（即“缺胯袍”），便于骑射与日常活动，官员依品级佩鱼袋、系革带，武官常着甲胄式样改良的“明光铠”便服化变体。值得注意的是，胡服在唐前期极为盛行——翻领、窄袖、条纹裤、蹀躞带、帷帽乃至乌羊毛帽（“浑脱帽”）均源自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连唐玄宗本人亦曾“着胡服击鼓”，足见其社会接受度之高。

其次，色彩运用空前大胆且具制度性。唐代实行严格的“品色服”制度：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深红），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庶人则服黄、白二色（后因玄宗尊崇老子，禁庶人穿黄，改许穿皂或褐色）。然而制度并未抑制民间对色彩的热忱。敦煌莫高窟第217、103窟壁画及西安韦氏墓、永泰公主墓出土陶俑显示，贵族女性裙装常见绛红、石榴红、天青、月白、秋香、银灰等十余种色阶，染料来自苏木、红花、蓝靛、栀子、槐米等天然植物，并采用绞缬（扎染）、蜡缬（蜡染）、夹缬（雕版印染）三大工艺，尤以夹缬技术登峰造极——日本正仓院藏唐代“鹿草木夹缬屏风”即为实证，其纹样清晰、色彩饱和、套色精准，代表当时世界印染最高水平。

第三，纹样设计高度程式化又富于象征意涵。唐代服饰纹样分动物、植物、几何、文字四大类。祥禽瑞兽如鸾凤、麒麟、狮子、孔雀多用于皇室与高级命妇礼服；宝相花、团窠牡丹、忍冬纹、葡萄藤蔓则广泛见于织锦与刺绣，其中宝相花乃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云气纹融合的产物，结构对称、层叠繁复，象征圆满庄严；联珠纹源自萨珊波斯，经丝路传入后本土化为“联珠团窠”，内嵌对鹿、对鸭、狩猎图等主题，体现跨文明对话。值得注意的是，盛唐以后，写实风格花卉纹（如吴道子“吴家样”影响下的折枝花）渐兴，预示晚唐至五代装饰美学的转向。

第四，材质工艺臻于极致，丝绸生产体系冠绝全球。唐代设少府监织染署，统管全国织造，长安、洛阳、定州、益州（成都）、越州（绍兴）为五大丝织中心。其中蜀锦以“冰纨、雾縠、云布”闻名，越州越罗轻如蝉翼，定州绫“薄如蝉纱，丽如晨霞”。考古发现证实，唐代已熟练运用纬锦、重锦、织金、妆花等复杂技法。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其壶身浮雕纹样即模仿当时流行的“舞马纹锦”，侧面印证了服饰纹样与金银器、壁画、石刻的图像互文关系。

最后，穿着观念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个体表达意识。史载“士女皆竞衣胡服”“宫人皆衣袒胸露臂之裙”，白居易《时世妆》讥讽元和年间“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反映民间妆容服饰随风尚快速更迭；而《唐六典》明文规定“妇人裙不过五幅”，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实物却见七幅、八幅大裙，说明礼法约束在实际生活中弹性极大。尤为关键的是，女性可自由参与社交、骑马出游、打马球、观乐舞，其服饰功能随之拓展——高腰裙便于跨鞍，窄袖利于挥杆，帷帽与幂篱则兼顾遮蔽与视野，体现实用主义与审美需求的高度统一。

综上，唐朝服饰绝非静态标本，而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场域：它既是国家礼制的物质载体，也是丝路贸易的视觉账簿，更是社会心态变迁的晴雨表。从贞观之治的端肃到开元盛世的绚烂，再到安史之乱后的含蓄内敛，服饰风格的每一次微调，都暗合着政治格局、经济结构与思想潮流的深层变动。今日回望唐装，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绫罗锦绣，更是一个古老文明以衣冠为笔、以身体为纸，写就的恢弘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