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层面，唐朝展现出空前的复合型繁荣。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构成国家赋役根基：授田农民依丁口获永业田与口分田，以粟、绢、力役为税负，保障小农再生产稳定性；同时，坊市制度严格而高效，长安城设东、西二市，各占两坊之地，内有“二百二十行，四千余肆”，酒肆、波斯邸店、胡商货栈林立，交易使用铜钱与绢帛并行的双轨货币体系。更关键的是，农业生产力跃升——曲辕犁普及江南水田，筒车、水排广泛用于灌溉与冶铸，水稻种植北推至黄河流域，一年两熟制在江淮地区成熟推广。据敦煌出土《天宝年间账簿》记载，江南某县户均垦田达28亩，粮食单产较隋代提升约40%。手工业则呈现官营与民营并进格局：少府监、将作监掌控丝织、陶瓷、兵器等高端制造，越窑青瓷“类玉类冰”，邢窑白瓷“类银类雪”，长沙窑首创釉下彩绘并大量外销；民间私营作坊遍及州县，《唐六典》载“天下织锦之盛，莫如益州”，成都“锦官城”年产蜀锦逾百万匹，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

文化气象之恢弘，尤以开放性与原创性并存为特征。长安作为当时世界最大都市（人口超百万），容纳波斯、粟特、新罗、日本等国侨民逾十万人，设立鸿胪寺专司外交，设“蕃学”教授外国贵族子弟汉语与儒经。日本遣唐使团前后达十余次，阿倍仲麻吕留唐五十四年，官至秘书监；新罗学子“入太学者”累计逾万人，带回《五经正义》《文选》等典籍，促成朝鲜半岛儒学制度化。文学领域，李白以“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韵重塑诗歌境界，杜甫以“朱门酒肉臭”的现实笔触拓展诗史深度，白居易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推动新乐府运动深入民间。艺术上，吴道子“吴带当风”的线描技法影响东亚千年，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西方净土变》壁画融合印度犍陀罗、中亚龟兹与中原绘画语言，展现跨文明美学熔铸。科技方面，《唐律疏议》作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立法思想，体现礼法合一的治理智慧；僧一行与梁令瓒创制黄道游仪，首次实测子午线一度之长；孙思邈《千金方》系统总结唐以前医学成就，强调医者“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奠定中医伦理基石。

国际地位上，唐朝构建起以长安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与“陆海丝路共同体”。贞观四年（630年）唐军击溃东突厥，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漠北铁勒诸部“咸请列置官司”，唐廷设燕然都护府统辖。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安西四镇”，保障丝绸之路南、北、中三道畅通；广州设市舶使，管理阿拉伯、波斯商船进出，阿拉伯地理学家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称广州“船舶云集，货物山积”。这种强盛并非依赖军事征服的单向输出，而是以制度吸引力、文化感召力与经济互惠性为内核的秩序构建——日本仿唐制建中央集权国家，越南李朝奉《唐律》为蓝本制定《刑书》，朝鲜新罗实行“读书三品科”选拔官吏，皆印证唐朝文明范式的辐射效力。

当然，盛极而衰的轨迹亦具历史必然性。均田制随土地兼并加剧而瓦解，安史之乱（755—763年）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三重危机叠加，但即便晚唐时期，扬州、益州仍保持“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李商隐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恰是对一个文明高峰理性而深情的回望。唐朝的巅峰性，在于它将封建制度的组织潜力、农业文明的物质基础、多元文化的整合能力与世界主义的胸襟气度，推向了传统框架内的极致形态——此非偶然的盛世幻象，而是中华文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达成的结构性高峰。

唐朝（618—907年）被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其政治制度之成熟、经济规模之庞大、文化成就之璀璨、国际影响力之深远，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罕有匹敌。这一判断并非仅出于后世浪漫化的“盛唐想象”，而是建立在坚实的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与全球史实证基础之上。从中央集权体制的完善程度看，唐朝确立并发展了三省六部制的运行范式：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长官共议政事，形成制度化分权与制衡；六部分工明确，职掌全国吏、户、礼、兵、刑、工诸务，其组织严密性与职能专业化远超汉魏南北朝，亦为宋元明清所沿袭。科举制在唐代实现制度定型与规模扩张——进士科地位日隆，明经、明法、明算等专科并行，寒门士子通过“怀牒自列”即可应试，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大族对仕途的长期垄断。据《登科记考》统计，有唐一代共开科268次，录取进士约6500人，其中贞观至开元百年间，进士出身官员在宰相群体中占比由初期不足两成升至后期逾六成，标志着官僚体系向知识精英开放的历史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