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之死，并非突发偶然，而是长期性格缺陷与治军失度累积的必然结果。《三国志·张飞传》明确记载：“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刘备早年便多次告诫张飞：你对士大夫礼遇有加，却苛待士卒；动辄以严刑鞭挞亲兵，又将受辱者留在身边听用——这无异于在身边埋下祸根。但张飞“答曰：‘然。’”表面应承，实则未改。史载其“暴而无恩”，尤其对下级军官和侍从近卫缺乏基本体恤。伐吴前夕，刘备决意东征为关羽报仇，命张飞率兵万人自阆中会师江州。张飞急迫催军，限令部将范强、张达二日内备齐白幡白甲（按古礼，伐吴为复仇之师，需素服示哀）。二人以“限促难办”恳请宽期，张飞勃然大怒，“怒曰：‘若不办，斩汝！’”随即命左右将其缚于庭柱，亲执鞭杖，当众鞭笞数十，且扬言次日辰时若未备妥，即行处决。当夜，范强、张达怀恨潜入帐中，趁张飞醉卧未醒，割其首级，携首投奔东吴。《华阳国志》补充细节称：“飞睡不安席，常惊起，左右莫敢近。”可见其晚年精神高度紧张，警觉性下降，亦削弱了自身防卫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张飞之死发生于章武元年（221年）七月，距刘备称帝仅三月，距关羽被害（219年末）不足两年，更在夷陵大战（222年正月爆发）之前。他的猝然离世，直接导致蜀汉失去一支关键机动兵力，迫使刘备临时调整部署，由吴班、冯习等新锐将领代领其军，削弱了东征统御的稳定性与威慑力。陈寿评曰：“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然皆以短取败，惜哉！”所谓“以短取败”，即指其刚暴寡恩的性格短板终致覆灭。对比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张飞则是“敬君子而虐小人”，二人殊途同归，皆因人格结构失衡而殒身。后世常将张飞脸谱化为粗豪莽夫，实则大谬：他善画美人，喜书《左氏春秋》，曾令幕僚为其书写典籍以自课；其女两度嫁予刘禅为后（敬哀皇后、张皇后），足见其家族文化素养与政治地位之高。其暴烈，更多源于乱世中草根将领的生存焦虑、对忠诚的极端敏感，以及长期高压作战下的情绪耗竭。

张飞之死亦折射出蜀汉政权早期的结构性隐忧：核心将领高度依赖个人威权治军，缺乏制度化约束与轮替机制；君主虽有预见却无力扭转宿将积习；基层军吏上升通道狭窄，怨愤易酿为反噬。范强、张达叛逃后，史载“东吴不受，送还于先主”，但刘备已无心追究——彼时大军压境，稳定军心远胜追凶。此事遂成悬案，未见严惩范张家属或彻查同党之记录。张飞灵柩归葬阆中，今存汉桓侯祠（张飞庙）及墓冢，香火千年不绝。宋代以降，民间戏曲、话本不断重塑张飞形象，从《三国志平话》到《三国演义》，其“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外貌定型，其“喝断当阳桥”的神勇传奇，与其真实死亡的惨淡形成强烈反差，恰构成历史记忆的双重张力：人们铭记他的盖世之勇，却选择性遗忘他如何被自己亲手锻造的暴力逻辑所反噬。

张飞之死，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古代军事伦理的一则深刻寓言：勇不可恃，威不可滥，恩威并施方为统御正道。当雷霆手段失去仁恕底色，再坚固的铠甲，也挡不住来自背后的寒刃。

张飞，字益德（《三国演义》作翼德），涿郡人，蜀汉开国元勋，与关羽并称“万人敌”，是刘备集团最倚重的军事支柱之一。他以勇猛刚烈、嫉恶如仇著称，长坂坡一声怒喝吓退曹军，巴西之战大破张郃，稳定益州北境，功勋卓著。然而，这位横扫千军的猛将，却未殁于沙场，而死于亲信之手——公元221年，张飞在伐吴出征前夕，被部将范强、张达刺杀，身首异处，终年约五十五岁。这一结局，既出人意料，又暗合其性格逻辑，成为三国史上最具悲剧张力的将领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