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金田起义后，杨秀清被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节制诸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确立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际统帅地位。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他总揽军政大权：主持天京筑城与粮运体系重建，设立典官制度分理百务；创设“圣库”制度实现战时资源集中调配；亲撰《天情道理书》系统阐释“天父—天兄—天王”神权谱系，将自身“代天父言”的地位嵌入意识形态核心。军事上，他摒弃流寇式作战，提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指挥西征（1853–1856）夺取安庆、九江、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北伐虽最终失败，但牵制清廷大量兵力，为天京巩固赢得关键时间窗口。史载其“日理万机，批答章奏，不假手于人”，连洪秀全诏旨亦需经其审阅方能颁行。

然而，杨秀清的集权亦埋下致命隐患。他以“天父下凡”屡次斥责洪秀全，甚至逼其跪听训诫；杖责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重臣成常态；更在1856年天京事变前，当众逼迫洪秀全加封自己为“万岁”，逾越君臣名分底线。这一举动绝非一时骄狂，而是其权力逻辑的必然延伸——当“代天父言”成为唯一合法性的来源，而洪秀全的“天王”身份又未完成彻底神格化时，杨秀清的“天父代言人”身份便天然具备更高的神性位阶。清方档案《贼情汇纂》称其“性狡黠，善驾驭，威福自擅”，晚清学者李滨亦评：“秀清以炭徒而操生杀予夺之权，其势不得不张。”

1856年9月，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属、部属两万余人被屠戮殆尽，史称“天京事变”。此事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军事上西征成果部分丧失，长江防线动摇；政治上神权体系崩塌，“天父下凡”沦为笑柄，信仰凝聚力瓦解；组织上洪秀全转向猜忌宗族，重用蒙得恩、洪仁发等庸碌亲信，中枢决策能力断崖式下滑。值得注意的是，杨秀清死后，洪秀全虽下诏追贬其为“乱臣贼子”，却始终未废除东王建制，更在后期《钦定旧遗诏圣书》中悄然恢复其早期功绩记载——这种矛盾态度，折射出历史对其复杂性的无法回避：他既是破坏传统秩序的造反者，又是构建新秩序最有力的设计师；既是践踏儒家纲常的“妖魔”，又是比清廷更高效推行土地均平（《天朝田亩制度》虽未实操，但其理念由杨主导阐释）、妇女解放（女营制度、女官设置）的实践者。

当代史学界对杨秀清的评价日趋多元。简又文指出其“具近代革命家之魄力与手腕”；茅家琦强调其“在农民政权制度建设上的开创性”；而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则提醒：“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应看到他在19世纪中国基层社会裂变中所展现的惊人适应力与建构力。”杨秀清的悲剧，本质是前现代革命中神权政治与世俗权力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困境：当神圣话语成为唯一合法性来源，任何试图将之制度化的努力，终将反噬其自身。他的名字，早已超越个体生命，成为观察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理想、权力与暴力纠缠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

杨秀清（约1823–1856），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烧炭工出身，无科举功名，不通经史，却以非凡的政治直觉、军事组织力与宗教权术，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实际奠基者与中期最高实权人物。他并非洪秀全最早的拜上帝会成员，却在1848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远赴广东营救的权力真空期，借“天父下凡”附体仪式骤然崛起——宣称上帝圣灵附己之身，代天父传言训诫会众。这一创举看似迷信，实为极具现实政治智慧的制度创新：它绕过洪秀全尚未神化的人格权威，直接构建起一套可即时裁决、不容置疑的神圣仲裁机制。杨秀清借此迅速整肃内部、整合紫荆山各股会众，并主导制定《太平条规》《十款天条》等早期纲领，将松散的民间教门转化为具有严密等级、统一号令和战时动员能力的准政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