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林巧稚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科住院医师——也是该院历史上首位留院执业的女性医生。彼时协和规定女医生婚后必须辞职，她毅然选择终身不嫁，将全部生命交付给病床与讲台。上世纪三十年代，她深入北平贫民窟、河北农村开展妇幼卫生调查，发现孕产妇死亡率高达1500/10万，新生儿破伤风、产褥感染频发，根源在于旧式接生婆缺乏消毒知识、产房环境污浊、孕期无保健干预。她率先推行“新法接生”培训，编写通俗图文手册，用白话文讲解脐带结扎、手部消毒、产褥期营养等要点，使数万基层助产士获得科学接生能力。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院被日军关闭，她拒绝日伪高薪聘任，在胡同里自设“林巧稚诊所”，坚持免费为穷苦孕妇诊疗，常自掏腰包垫付药费，诊室墙上只挂一幅字：“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新中国成立后，林巧稚出任首届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北京妇产医院首任院长。她主持制定全国《孕产妇系统保健规程》，推动建立三级妇幼保健网；主持完成中国首次大规模宫颈癌流行病学调查，在山西、陕西等地建立筛查试点，使早期宫颈癌检出率提升三倍以上；她倡导“妊娠不是病，但需医疗监护”的理念，打破将孕妇视为病人的旧范式，奠定围产医学思想雏形。作为医学教育家，她培养出葛秦生、连利娟、吴葆桢等数十位学科带头人，强调“看病人不是看病情”，要求学生查房时必问“产妇昨晚睡得好吗？孩子吃奶有力吗？家里有谁陪护？”——这些看似琐碎的提问，实为临床共情能力的基石训练。

林巧稚的学术品格尤重实证与谦抑。她反对空谈理论，坚持每日查房、每周手术、每月研读国际文献；晚年视力衰退仍靠放大镜审阅学生论文，批注密密麻麻如春蚕食叶。她拒斥“权威”头衔，办公室门牌仅书“林巧稚大夫”；获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时，她婉拒称：“我是医生，不是科学家，我的实验室在产房，在病人床边。”1983年病危之际，她仍口述修改《妇科肿瘤学》章节，最后遗言是：“快，快，拿产钳来！”——而当时病房并无待产孕妇，这声呼喊，是她意识深处永不熄灭的职业本能。

林巧稚的精神遗产远超医学范畴。她以一生证明：科学精神与人文温度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医学伟力的双螺旋结构；女性的专业高度无需以牺牲家庭为代价，而取决于社会是否提供制度性支持与价值认同。今日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已降至15.7/10万（2022年国家卫健委数据），新生儿死亡率降至4.9‰，妇产科专科医师超20万人——这片由她播下第一粒种子的土地，已然蔚然成荫。她的铜像静立北京妇产医院门前，基座铭刻着她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这朴素告白，比任何勋章都更接近医者圣职的本质。

林巧稚（1901年12月23日－1983年4月22日），福建厦门人，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奠基者、杰出的医学教育家和人道主义实践者。她毕生未婚未育，却亲手接生逾五万名婴儿，被尊称为“万婴之母”；她创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体系，主编首部中文《妇科学》与《产科学》教材，推动中国妇产科从经验医学走向科学化、规范化、专科化发展。林巧稚的成长轨迹本身即是一部近代中国女性突破桎梏、以学识叩开科学圣殿之门的缩影。出生于闽南书香之家，幼年丧母，由父亲亲自启蒙，熟读《四书》《史记》，亦接触西方传教士所办女校的自然科学课程。1921年，20岁的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中国唯一实行八年制医学教育、全英文授课、录取率不足3%的顶尖学府。尤为可贵的是，在入学考试中途，一位女考生突发急症晕倒，林巧稚果断放弃答题，协助校医施救。监考官事后查知其行为，非但未予扣分，反而认定其“仁心胜于才智”，成为她被破格录取的重要缘由。这一细节，早已预示她一生践行的医学信条：技术是骨，仁爱是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