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戏的艺术体制突破性地确立了“以南曲为声腔、以传奇为体裁、以生旦为主角、以家国悲欢为母题”的范式。它摒弃唐宋大曲的严整宫调束缚，采用自由联套的南曲体系，曲调源于里巷歌谣、佛道音乐及江南小调，如【鹧鸪天】【山坡羊】【皂罗袍】等，语言通俗近口语，大量运用温州方言词汇与俚语，如《张协状元》中“阿娘，你莫不是……”“兀那官人”等对白，鲜活呈现市井气息。在表演上，南戏已形成生、旦、净、末、丑、外、贴七种基本脚色分工，尤重生旦情感线的铺陈，开后世才子佳人戏先河。其结构不拘四折一楔子，而依情节需要分“出”，少则二三十出，多则五十余出，如《荆钗记》达四十八出，体现长篇叙事优势。

南戏在南宋中后期迅速辐射至临安（杭州）、建康（南京）、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出现“浙派”“闽南派”“赣中派”等地域分支。元代虽受北杂剧压制，但并未消亡，反而借力江南文人参与改编而实现雅化转型——高明《琵琶记》被朱元璋誉为“山珍海错，贵在适口”，即以南戏框架承载儒家伦理，确立“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教化新范式。至明代，南戏演化为“传奇”，经李开先、沈璟、汤显祖等人推演，形成昆腔、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四大声腔”，其中昆山腔经魏良辅改革，配以笛箫伴奏与水磨调唱法，终成明清主流雅部。而弋阳腔则以“错用乡语”“其节以鼓，其调喧”走向民间，影响川剧、湘剧、赣剧等地方戏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南戏的文献遗存极为稀见。除《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含《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外，其余多赖明代《风月锦囊》《词林一枝》等选本片段保存。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首次系统论证南戏早于元杂剧，扭转学界长期“杂剧中心论”；1958年，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出版，奠定现代南戏研究基石。近年来，温州博物馆发现南宋“戏俑砖雕”、福建莆田出土南宋南戏题壁残迹、浙江瑞安慧光塔北宋漆盒所绘戏装人物等实物，与文献互证，不断夯实南戏作为中国戏曲原点的地位。

南戏之价值，不仅在于其“第一”的时间坐标，更在于其包容性基因：它吸纳百戏技艺而不拘一格，融合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服饰于一体；它扎根乡土却心系家国，在《白兔记》的乱离悲歌、《拜月亭》的乱世情贞中，折射出普通民众对忠孝节义的朴素坚守。今日温州仍存“和剧”“瓯剧”等南戏遗脉，每年“南戏文化季”复排《张协状元》全本，以古乐配新舞，让千年声腔穿越时空。南戏早已超越地域与时代，成为中国戏曲文明的活态基因库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流。

南戏，又称“温州杂剧”“永嘉杂剧”，发端于北宋末年浙江温州一带，是中国现存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比元杂剧早约百年，标志着中国戏剧从单纯歌舞、说唱向综合性舞台艺术的历史性飞跃。其诞生并非偶然，而是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勃兴、瓦舍勾栏兴起与印刷术普及等多重社会条件共同催生的结果。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商贸活跃，文风昌盛，又远离政治中心，民间艺术得以自由生长。据南宋刘埙《水云村稿》载，“宋徽宗政和年间，温州有以唱南曲为业者”，而现存最早南戏文本《张协状元》（抄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题记为“宣和旧编”）更以完整剧本结构、生旦并重的行当体制、曲白相生的叙事方式，确证了南戏在北宋末已具完备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