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利哥（今巴勒斯坦西岸杰里科）地处约旦河谷北端，海拔低于海平面约25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有人定居城市之一，亦被公认为人类最古老持续居住地——考古证实其定居史可溯至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纳图夫文化晚期。该城在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000–1550年）已筑有坚固泥砖城墙，墙体厚达1.8米，基座嵌入基岩，外侧设斜坡式护墙（glacis），兼具防御与防洪功能。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于1952–1958年主持的系统性发掘，彻底改写了学界对耶利哥古城年代序列的认知。她通过地层学与陶器类型学分析指出：所谓“约书亚攻陷的耶利哥”，实为青铜时代中期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的一座繁荣城市，而到青铜时代末期（约公元前1200年，传统上对应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进入迦南的时间），该城早已荒废逾百年——遗址上层未见任何铁器时代初期（即公元前12世纪）的连续居住层，亦无大规模毁弃灰烬层或武器遗存。换言之，当以色列部落可能进入迦南时，耶利哥并非一座“坚城”，而是一片无人驻守的废墟。

这一结论虽遭部分福音派学者质疑，但后续放射性碳测年（AMS）对凯尼恩所采样本的复核结果高度支持其断代：关键城墙倒塌层的炭样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误差范围±30年；而城址在公元前1250年后长达三个世纪内几乎无常住人口痕迹。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时代末期整个东地中海世界正经历剧烈震荡——赫梯帝国崩溃、迈锡尼文明衰落、海上民族大迁徙冲击埃及与黎凡特沿岸，迦南诸城邦普遍陷入政治真空与社会解体。耶利哥的废弃恰是这一宏观危机的微观缩影，而非某次特定战役所致。

那么，《约书亚记》为何将一场早已湮灭的古城毁灭，重构为以色列征服叙事的奠基性胜利？现代历史批判学普遍认为，该文本成形于公元前7–6世纪的犹大王国晚期，甚至可能晚至巴比伦之囚后（公元前6世纪末）。此时的编修者面临严峻的族群认同危机：北国以色列已亡于亚述（公元前722年），南国犹大岌岌可危。重述“约书亚征服”的故事，实为构建“应许之地”的神圣合法性，强调上帝履约、选民得胜的神学逻辑，从而凝聚流散群体、强化土地主张。耶利哥作为迦南最古老之城，其“倒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旧秩序的终结与新圣约的开启。考古上不存在的“第七日呼喊塌墙”，在文本中成为信仰行动力的终极隐喻。

当然，考古并非全然否定所有历史内核。近年对耶利哥周边区域的调查发现，公元前12世纪确有小型农牧聚落渐次兴起，其陶器风格与后来的以色列高地文化存在技术延续性；同时，埃及阿玛尔纳文书（公元前14世纪）提及迦南地区出现名为“哈比鲁”（Habiru）的流动人群，常被视作以色列先祖的社会原型之一——他们非国家军队，而是依附于城邦边缘的武装部族，擅长利用权力真空占据废弃要塞。耶利哥废墟或许曾被此类群体短期占据或仪式性“收复”，后被记忆升华为决定性战役。

此外，耶利哥之战的传播史本身即是一部跨文明接受史。早期犹太拉比文献（如《米德拉什》）强调城墙倒塌乃因居民亵渎安息日；基督教教父奥利金将其解为基督战胜死亡的预表；伊斯兰传统虽未直接记载此役，但《古兰经》中“萨利赫族人之墙崩”等叙事共享相似的道德惩戒母题。直至今日，耶利哥遗址仍矗立着凯尼恩标记的“倒塌城墙”残段，吸引数万访客每年前来触摸那布满裂痕的泥砖——人们触摸的不仅是四千年前的夯土，更是历史、信仰与记忆在时间褶皱中反复叠压的复杂质地。

综上，耶利哥之战的真实面貌并非非此即彼的“纯神话”或“纯史实”，而是一种典型的“记忆考古学”对象：它根植于青铜时代真实的地理枢纽与城市兴废，经由铁器时代晚期的政治需要与神学编纂被重塑，又在近现代科学方法介入后持续激发新的阐释张力。理解这场战役，最终指向的不是验证某句经文的字面真确，而是读懂古代人群如何以故事锻造身份，以废墟铭刻信念，以传说维系一个民族穿越断层线的历史韧性。

耶利哥之战，作为《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中开篇即载的标志性军事事件，长久以来既是信仰叙事的核心桥段，也是古代近东史与考古学激烈交锋的焦点战场。据《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后，在神谕指引下，连续七日绕行耶利哥城——首日一次，第六日六次，第七日七次，祭司吹角、百姓呼喊，城墙“就塌陷了”，随后全城被焚毁，“连人带牲畜，并一切所有的”尽行灭绝。这一充满超自然色彩的叙述，自中世纪以降便引发神学诠释热潮；而自19世纪末科学考古兴起以来，它更成为检验圣经历史可信度的关键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