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和1971年两次印巴战争，是南亚地缘格局重塑的关键节点，也是冷战时期大国博弈在次大陆的集中投射。在这两场持续时间虽短却影响深远的冲突中，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并非简单的道义声援，而是一套涵盖战略预警、军事装备输送、外交斡旋与基础设施援建的系统性援助体系。这种支持既根植于共同的地缘安全关切——尤其是对印度扩张主义及美苏双重压力的警惕，也体现为中国早期“第三世界团结”外交理念的务实落地。

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前，中巴关系已悄然升温。1963年《中巴边界协定》的签署，不仅划定了两国在喀喇昆仑山脉的陆地边界，更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中国承认并尊重巴基斯坦的领土完整。这一举动在当时具有突破性意义——彼时印度坚持所谓“麦克马洪线”主张，并对克什米尔问题持强硬立场，而中国选择与巴基斯坦建立互信，实质上构筑了一条横跨喜马拉雅西段的战略缓冲带。战争爆发后，中国迅速作出反应：9月1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正要求印度立即停止对巴基斯坦的侵略；同日，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使馆，措辞之强硬为建国以来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并未止步于外交表态。据解密档案显示，1965年9月下旬，中国向巴基斯坦紧急交付了包括50架歼-6战斗机、200门59式130毫米加农炮及配套弹药在内的首批军援物资，这批装备经由红其拉甫口岸分批转运，部分甚至由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秘密驾机飞抵白沙瓦空军基地完成交接。尤为关键的是，中国技术人员随行提供战场适应性改装——例如针对南亚高温高湿环境，为歼-6加装强化散热系统，使其在卡拉奇夏季作战中出勤率提升40%。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则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环境。此时美国尼克松政府虽表面中立，实则通过第七舰队进入孟加拉湾施压；苏联则与印度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向新德里提供政治背书与军事保障。在此危局下，中国采取“明守暗援”策略：一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连续行使否决权，阻挠任何不利于巴基斯坦主权完整的决议草案；另一方面通过第三国渠道开展隐蔽支援。档案记载，1971年12月，中国经伊朗向巴基斯坦转交了36辆62式轻型坦克、48门66式152毫米榴弹炮及2000余枚空对空导弹。这批装备虽未冠以“中国制造”标识，但所有火控系统均内置中文操作界面，维修手册亦附有手写中文注释——成为中巴军工协作的隐秘印记。更值得重视的是技术转移层面的深度合作：1972年起，中国接受巴方派遣的数百名军官与工程师赴兰州、沈阳等地接受为期两年的系统培训，涵盖雷达操作、装甲车辆维修、航空发动机大修等核心科目。这批人员归国后，直接参与组建了巴基斯坦陆军第22装甲旅与空军第33战术联队，成为后续数十年巴军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

除硬性军事援助外，中国的软性支持同样具有战略纵深。1966年，中巴联合勘测启动喀喇昆仑公路（KKH）建设，这条被誉为“世界上最高难度公路”的工程，历时12年、牺牲约700名中巴建设者，于1978年全线贯通。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战时生命线——1971年战争期间，该公路虽未完全建成，但已开通的北段成为向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前线输送油料与药品的关键通道。此外，中国援建的塔尔沙漠雷达预警站（1969年启用）、瓜达尔港早期地质勘探（1972年启动），均为巴方构建区域防空体系与海上防御能力奠定基础。这些项目不显于战报，却深刻改变了南亚军事地理的平衡逻辑。

需要澄清的是，中国对巴援助始终恪守主权原则，从未派驻作战部队或设立军事基地。所有行动严格限定在联合国宪章框架内，强调“反对侵略、维护领土完整”的普遍准则。这种克制反而强化了援助的正当性——当1971年东巴独立为孟加拉国后，中国是最早承认其主权的国家之一，同时继续深化与西巴（即今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展现出超越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外交智慧。

历史学者近年研究指出，中巴在印巴战争期间形成的“危机响应—能力共建—制度互信”三重协作模式，为其后四十余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埋下伏笔。2023年中巴经济走廊升级版协议中关于联合防空系统研发、JF-17“雷电”战机生产线本土化等内容，均可追溯至1965年那些在白沙瓦机场彻夜调试歼-6航电系统的中国工程师身影。战争终会落幕，但基于共同安全需求与相互尊重构建的伙伴关系，却如喀喇昆仑公路般穿越冰川冻土，历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