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并非单一现代意义上的人种概念所能简单界定，而是尼罗河流域长期演化形成的具有高度文化统一性、生物多样性与社会复杂性的古代人群。现代遗传学、考古人类学、语言学与历史文献的交叉研究表明：古埃及人的体质特征呈现连续渐变谱系——从南部上埃及（今埃及南部至苏丹北部）人群普遍具有的深肤色、卷曲黑发、较宽鼻型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典型特征，到北部下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居民中更频繁出现的浅褐肤色、直发倾向、中等鼻宽等近东与地中海沿岸混合形态。这种南北梯度差异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受地理通道、气候变迁与人口流动深刻塑造的结果。公元前7000年起，随着撒哈拉地区逐渐干旱化，大量狩猎采集者向尼罗河谷迁徙；约公元前5500年，来自黎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的农业人群携小麦、大麦种植技术与陶器工艺进入三角洲，与本地居民融合；公元前3500年前后，努比亚（今苏丹）的冶金技术、象形文字雏形与宗教观念亦持续北传。这种多源汇聚模式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已凝结为统一的王权意识形态与象形文字系统，但并未抹平生物多样性。2017年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对阿布西尔墓地（距今约2300年）151具木乃伊的全基因组测序显示：古埃及人与近东青铜时代人群（如安纳托利亚、黎凡特）遗传亲缘性显著高于同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群体；但与现代埃及人相比，古埃及样本中非洲祖源成分平均低约8–12%，表明阿拉伯征服（公元7世纪）后近1300年间存在持续且可观的非洲与阿拉伯基因流入。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文献自身从未使用“人种”（race）这一近代欧洲建构的概念——他们以“九弓”（Nine Bows）指代周边异族，依据地理方位（如“南方的库什人”“北方的利比亚人”）、文化实践（是否行割礼、是否说埃及语）与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非肤色或颅骨测量。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二卷中记载其亲眼所见：“埃及人肤色黝黑，身体精瘦”，并强调其与埃塞俄比亚人（Kushites）同源但语言不同；而罗马时期的希腊学者曼涅托则将法老世系明确分为31个王朝，强调血统延续性，却未作体质归类。19世纪殖民主义人类学曾将古埃及强行纳入“高加索人种”框架，以服务于“白人创造伟大文明”的偏见叙事；20世纪后期，泛非主义学者又倾向强调其“黑非洲本质”，二者皆属以现代政治范畴投射古代现实的简化论。当代学界共识是：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本土土壤孕育的原生文明，其人群构成兼具东北非、东非之根脉与西南亚之互动，是大陆内部跨区域交流的典范。正如开罗大学考古学家萨米拉·阿卜杜勒-拉赫曼所言：“金字塔不是由某一种‘纯种’建造的，而是由讲不同方言、来自不同绿洲与河湾的尼罗河子民，用同一套宇宙观、同一套神圣语法共同铭刻的时间纪念碑。”因此，追问“古埃及人是什么人种”，本质上是在挑战以静态生物学标签解构动态文明史的思维惯性。真正的答案不在肤色或基因频率表中，而在卡纳克神庙墙壁上库什总督献祭的浮雕里，在阿玛尔纳书信中埃及法老与巴比伦国王用阿卡德语争论贡品规格的泥板上，在底比斯工匠村工人罢工记录中用世俗体写就的面包配给清单里——那是一个拒绝被单一定义的、活生生的、属于整个非洲东北部的古老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