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已奠定基础：肾气丸（又名八味肾气丸）被公认为补肾壮阳方剂之鼻祖。原方由干地黄八两、山药四两、山茱萸四两、泽泻三两、茯苓三两、牡丹皮三两、桂枝一两、附子一枚（炮）组成。此方妙在“少火生气”——以少量温热之附子、桂枝蒸腾命门之火，配合大量滋阴之熟地（后世多改用熟地黄）、山茱萸、山药培补肾阴肾精，佐以泽泻、茯苓、丹皮利湿泄浊，使补而不滞、温而不燥。现代研究证实，肾气丸可调节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提升血清睾酮水平，改善老年男性性欲减退、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肾阳虚典型症候，临床常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糖尿病肾病早期及更年期综合征的干预。

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创制右归丸，进一步发展温补命门理论。该方以熟地黄、山药、山茱萸、枸杞子、菟丝子、鹿角胶、杜仲、当归、肉桂、制附子十味组成，去泽泻、茯苓、丹皮等渗利之品，纯以温润填精之药为主，重用鹿角胶（血肉有情之品）与附子、肉桂协同，大补元阳、填精益髓，适用于肾阳衰微、命门火衰所致的畏寒肢冷、精神萎靡、阳痿滑精、久不孕育等重症。值得注意的是，右归丸禁用于阴虚火旺、湿热下注者，若误用反致口干舌疮、小便灼热、失眠烦躁等上火症状，凸显中医“辨证施治”不可逾越的根本原则。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的五子衍宗丸，则代表“以子养子”的独特思路。方由枸杞子、菟丝子、覆盆子、五味子、车前子五味种子类药物组成。种子类药多具补益肾精、收敛固摄之功，其中枸杞、菟丝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覆盆子、五味子固肾涩精、缩尿止遗；车前子则反佐利水渗湿，防诸子过于收涩而留湿。全方平和稳健，尤适于肾精亏虚型不育症、遗精早泄伴腰酸乏力、须发早白者，现代药理显示其可提高精子密度与活力，改善睾丸超微结构。

除上述经典方外，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强调滋阴降火亦为广义“壮阳”之基——阴精充盈，阳气方得依附化生。其大补阴丸（熟地、龟甲、黄柏、知母）虽无温热之品，却通过滋肾阴、降相火，治疗阴虚火旺所致的潮热盗汗、梦遗失精、性欲亢进而举而不坚，体现中医“阴中求阳”的深刻智慧。

需特别警示：所有补肾壮阳的药方子均须经执业中医师四诊合参后开具。自行滥用壮阳药易致肝肾损伤，如过量使用含马兜铃酸药材（关木通等）可致马兜铃酸肾病；长期盲目服食含重金属朱砂、雄黄者存在蓄积中毒风险；西药伟哥（西地那非）与中药温阳药联用可能引发血压骤降。此外，生活方式干预是药方起效的前提：规律作息以养肾阴，适度运动（如八段锦“两手攀足固肾腰”）以通督脉，节制房事以防耗伤肾精，饮食忌肥甘厚味以免助湿生痰阻遏阳气升发。

当代临床亦注重古方今用创新：如将肾气丸加减用于慢性心衰患者，取其温阳化气行水之效；以右归丸合黄芪建中汤治疗老年肌少症，体现“脾肾双补”思路；五子衍宗丸联合针刺关元、肾俞、三阴交，显著提升男性不育妊娠率。这些实践印证：真正有效的补肾壮阳的药方子，是理论传承、个体辨证与现代验证三者融合的生命科学方案，而非脱离人体整体观的孤立技术。

综上，补肾壮阳的药方子承载着千年临床积淀，其价值不在“快”而在“稳”，不在“猛”而在“和”。唯有尊重中医思维本质，摒弃功利化解读，方能在守护生命根本之源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补肾壮阳是中医药学中历史悠久、体系完备的重要治法，源于《黄帝内经》“肾者，作强之官，伎巧出焉”“肾藏精，主生殖、主骨生髓”的核心理论。在历代医家实践中，补肾并非单指填补肾精，而是涵盖温补肾阳、滋补肾阴、益精填髓、固摄肾气等多维路径；壮阳亦非狭义激发性功能，实为恢复肾阳鼓动之力、命门火旺之态及整体生命动能的系统调理。因此，“补肾壮阳的药方子”绝非民间偏方拼凑或广告式速效承诺，而是需辨证精准、配伍严谨、因人制宜的经典方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