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散文家与军事论者。他生活于中晚唐之交至晚唐盛期，具体而言，主要活跃于唐宪宗元和末年至唐宣宗大中年间（约820—852），横跨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是典型的晚唐代表诗人。这一时期，唐朝已彻底告别开元天宝的鼎盛气象，藩镇割据加剧，宦官专权达至顶峰，牛李党争持续四十余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势江河日下。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杜牧并未如部分同时代诗人般沉溺于个人感伤或形式雕琢，而是以史家之眼、谏臣之胆、诗家之笔，构建起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独特诗学体系。

杜牧的“晚唐”身份，绝非仅指其生卒年代的机械归类，更体现为一种深刻的历史自觉与文化立场。他出身名门——祖父杜佑是三朝宰相、《通典》作者，家学渊源深厚；早年熟读经史，尤精《孙子》，二十三岁即撰《阿房宫赋》，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振聋发聩，展现超越时代的政论锋芒与历史洞察力。会昌二年（842）任黄州刺史，大中二年（848）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虽官位未至宰辅，却始终怀抱“平昔为文，未尝有徇时之趋”的士人操守，在诗文中反复叩问治乱之源。

其诗歌创作鲜明体现晚唐特征：题材上突破盛唐边塞、山水、田园三分格局，转向咏史怀古、宫怨闺情、身世感喟与政治讽喻的复合书写；语言上追求“雄姿英发”与“清丽俊爽”的辩证统一，反对元和以来险怪奇崛之风，亦不取白居易平易近俗之径，独标“峭健清拔”风格。《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以歌女唱曲切入，将六朝旧事与当下危机叠印，短短十四字完成时空压缩与价值审判；《赤壁》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以假设性历史推演解构英雄叙事，彰显理性思辨对浪漫想象的超越。这类作品并非消极哀叹，而是以冷峻笔调激活历史记忆，为衰世提供清醒的认知坐标。

值得注意的是，杜牧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但二人晚唐意识路径迥异：李商隐长于幽微意象与朦胧情感，以个体生命体验折射时代迷惘；杜牧则始终保持着外向的观察视角与介入姿态，其七绝咏史诗被清代吴乔誉为“唐人咏史绝句第一”，其五古《感怀诗》长达千言，直斥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的专横，其《罪言》《原十六卫》等政论文更系统提出削藩、强兵、整吏之策，堪称晚唐少有的兼具诗才与政识的复合型士人。

从文学史脉络看，杜牧上承刘禹锡、柳宗元的史论传统与贞元、元和之际的现实主义精神，下启皮日休、陆龟蒙的讽刺诗风与北宋王安石、苏轼的历史反思意识。他拒绝将诗歌降格为消遣工具，坚持“文以载道”与“诗贵讽兴”的儒家诗教观，又以卓绝的艺术控制力避免说教化。这种在历史重压下依然保持精神挺立与审美自主的姿态，使其成为理解晚唐文化韧性的关键切口——晚唐并非只有颓靡，更有杜牧式的清醒、冷峻与担当。

当代重读杜牧，意义正在于此：他提醒我们，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是时代的回声，而是历史的校准器。当阿房宫的焦土尚温，当秦淮河的灯影未熄，杜牧的诗句仍在叩问每一个面临转型与危机的时代：我们是否真正读懂了前人的教训？是否敢于以理性之光照亮幽暗的现实？这种穿越千年的诘问力量，正是杜牧作为晚唐诗魂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