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服饰的材质以天然纤维为主。考古发现证实，当时已广泛使用麻（大麻、苎麻）与丝。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百余件织物残片中，经显微分析确认含平纹绢、绞纱、罗及刺绣地纹，部分丝织品经纬密度达每厘米70–100根，工艺远超新石器时代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商代养蚕缫丝技术已高度成熟——妇好墓随葬玉蚕6件，安阳大司空村M303墓出土陶纺轮与骨针共存，郑州商城铸铜作坊遗址发现桑树碳化籽粒，均印证《礼记·祭义》所载“天子亲耕，后亲蚕”的礼制源头可溯至商代。相较而言，毛、皮、葛等材质使用有限：北方草原系青铜器上的兽面纹虽暗示对动物皮毛的崇拜，但目前未见商代皮衣实物；葛布则因加工繁难，在商代属稀有品，仅见于高等级墓葬微量残留。

在形制结构上，商代服饰已形成“上衣下裳”基本范式。甲骨文“衣”字作交领右衽之形，“裳”字象两片围裙状下装，与《诗经·豳风》“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所反映的季节性更衣制度相合。考古复原显示，贵族男性常服为短衣（长度及腰）配宽幅围裳，外束革带并垂绶；女性则多着交领右衽长衣，下配曳地裳，腰间系带打结，余带垂于身前——这一样式在妇好墓玉人雕像、安阳侯家庄M1001大墓石磬浮雕人物中反复出现。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玄衣纁裳”制度雏形：妇好墓出土一件青铜觥盖钮饰，刻画人像身着黑衣红裳，与周代《仪礼》所载祭服色制高度吻合，说明商代晚期已存在以色彩标识礼秩的早期规范。

等级标识是商代服饰最鲜明的社会特征。甲骨卜辞频繁出现“王衣”“子衣”“臣衣”“仆衣”等称谓，揭示服饰权由王室垄断。妇好墓随葬玉人分三类：一类头戴高冠、身着云雷纹锦衣、佩大型玉璜，代表高级贵族；二类戴圆箍形发饰、衣饰简化，属中层官吏；三类仅着素色短衣、跣足无饰，应为近侍或乐舞人员。更直接的证据来自青铜器铭文：小臣邑斝铭“王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作父乙尊彝”，结合同墓出土贝币与服饰配件，可知赏赐不仅含货币，亦含特定形制的礼服组件。此外，商代尚无纽扣，固定衣物主要依赖带钩、革带与丝绦；而带钩材质严格分级——王室用错金青铜钩，贵族用素面铜钩，平民则以骨、角、木为之，成为肉眼可辨的身份徽章。

工艺技术体现商代手工业巅峰水平。除前述高密度丝织外，商代刺绣已运用锁绣法（又称辫子股绣），妇好墓绢地夔龙纹绣片即为实证，针脚细密均匀，图案具强烈宗教意象。染色技术同样惊人：安阳孝民屯遗址出土陶器残留物经检测含茜草（红）、靛蓝（青）、栀子（黄）等植物染料成分；更有罕见的“朱砂涂绘”工艺——部分玉人衣袍表面附着朱砂层，非染色而是仪式性着色，暗示服饰与祭祀活动的深度绑定。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尚未出现完整缝纫机具，但骨针、铜针、燧石刮削器等工具组合，已能完成复杂剪裁与立体缝合。

最后需强调，商代服饰绝非静态陈列品，而是动态参与国家治理的符号系统。甲骨文“衤”部字多达37个，其中“裼”（袒露左臂以示敬）、“袀”（纯色祭服）、“裒”（丧服）等字，均指向服饰在占卜、祭祀、征伐、丧葬等重大仪式中的功能性角色。当商王在宗庙“衣玄冕以祀上帝”，当武将“被犀甲而誓师”，当巫觋“着羽衣而蹈禹步”，服饰即成为沟通人神、整饬秩序、彰显权威的具身化政治语言。

综上所述，商朝服饰介绍大全不仅是织物与形制的汇编，更是解码早期国家权力结构、技术能力与宇宙观的重要密钥。它提醒我们：三千年前的经纬之间，早已织入华夏礼乐文明的第一缕丝线。

商朝（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有文献可考、考古实证充分的世袭制王朝，其物质文化尤其是服饰体系，长期笼罩在甲骨文简略记载与传世文献模糊追述的迷雾之中。直至20世纪以来殷墟遗址（河南安阳小屯村）系统性发掘，配合郑州商城、偃师商城、辉县琉璃阁等多处商代中晚期遗存的出土实物，才使“商朝服饰介绍大全”真正具备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复原基础。本文立足一手考古材料，结合甲骨卜辞、金文铭刻及早期典籍如《尚书》《礼记》中零散记载，系统梳理商代服饰的材质、形制、等级标识、工艺技术与社会功能，力求呈现一幅兼具真实性与文化深度的商代衣冠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