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浪漫，并非空泛抒情，而是根植于盛唐气象与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交融。开元、天宝年间，帝国疆域辽阔、文化自信充盈、胡汉交融频繁，长安城内万国衣冠拜冕旒，曲江池畔诗酒流连不息——这种开放包容的时代氛围，为李白提供了驰骋精神的广阔天地。他少年时隐居岷山习剑读纵横之术，壮年仗剑远游，“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足迹遍及今四川、湖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山西、陕西等地，行程逾两万五千公里。他并非传统科举出身，却曾因玉真公主与贺知章举荐供奉翰林，短暂出入大明宫，亲见玄宗赐食、高力士脱靴的传奇一幕。然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骨气，终致“赐金放还”，政治抱负幻灭后，诗心反而愈发澄澈飞扬。

李白诗歌的浪漫特质，首先体现于对自然伟力的崇高礼赞与人格化投射。《蜀道难》开篇“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以惊叹式语调与复沓节奏构建起令人窒息的山势张力；《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将地理空间升华为宇宙意识。他笔下的山水从非静止背景，而是具有意志与灵性的生命主体：“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人与自然在精神层面达成平等对话甚至互文共生。

其次，其浪漫深植于对自由生命的极致渴求与酒神精神的酣畅表达。李白现存诗中，“酒”字出现逾二百次，“醉”“饮”“酌”“杯”等字眼频密如雨。《将进酒》堪称酒神哲学的巅峰宣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处的“尽欢”绝非享乐主义，而是在时间焦虑（“朝如青丝暮成雪”）与功业无着的双重压迫下，以酒为舟、以诗为楫，完成对有限生命的悲壮超越。他醉后挥毫、骑驴过华阴县令、水中捉月而逝的传说，虽未必全然史实，却精准折射出民间对其“不可复制之真性情”的集体追认。

再者，李白的浪漫具有鲜明的神话思维与仙道底色。他自幼受蜀地道教文化浸润，青年时在戴天山习道，中年与司马承祯、吴筠等高道交游，晚年更正式接受道箓。《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借游仙之躯俯瞰尘世战乱，实现现实批判与精神飞升的双重书写。其诗中大量运用昆仑、蓬莱、瑶台、霓裳、羽衣等道教意象，但并非迷信方术，而是借仙界秩序反衬人间失序，以超验维度锚定价值坐标。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浪漫主义从未脱离现实肌理。安史之乱爆发后，他怀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匡时之志加入永王李璘幕府，却因政治站队失败而获罪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明快节奏包裹劫后余生的复杂况味。其《丁都护歌》《战城南》等乐府旧题，则直面纤夫血泪与战场白骨，证明浪漫诗人同样拥有深沉的现实痛感。

李白身后影响深远：中晚唐李贺承其奇崛想象，宋代苏轼得其疏旷气韵，明代高启、清代龚自珍皆奉其为精神先驱。日本平安时代《文镜秘府论》专设“李白体”条目；韩国高丽时期文人竞相摹拟《蜀道难》；20世纪以来，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等汉学家更将其置于世界浪漫主义谱系中重估。今天，从敦煌写卷残片到《长安三万里》动画热映，从青莲乡祠堂香火到全球孔子学院吟诵课堂，李白早已超越历史人物范畴，演化为中华文明最具辨识度的诗意基因。

其浪漫本质，是盛唐气象赋予个体的自信光芒，是道家自然观与儒家济世情在天才心灵中的熔铸结晶，更是人类面对浩瀚时空时，以语言为翼、以美为盾的永恒抗争。当我们在长江边听见猿声，在黄河畔举起酒杯，在星空下默念“举头望明月”，那个骑鲸捉月的身影，依然在时间深处朗声长笑。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最富浪漫主义精神的诗人，被贺知章誉为“谪仙人”，杜甫称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一生纵情山水、傲岸不羁，以豪放奔涌的意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天然去雕饰的语言，重塑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高度与审美疆域。其诗作现存九百余首，涵盖乐府、歌行、绝句、古风等多种体式，尤以《蜀道难》《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下独酌》《早发白帝城》等为代表，不仅在当时震动朝野，更成为后世千年不衰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