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三英战吕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从文学层面看，结果明确：三人围攻百余合未能斩杀吕布，反使其从容突围，凸显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绝世武勇，也反衬刘关张初露锋芒却尚未具备统摄天下的实力。这一结果并非败北，而是一种富有深意的战略性收束：既保全了吕布威名（为其后续投袁绍、夺徐州埋下伏笔），又为刘备集团赢得道义声望——以弱抗强、兄弟同心的形象由此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罗贯中并未让吕布落败，更未安排其当场授首，恰恰体现了古典英雄叙事中对“势”与“时”的深刻把握：建安初年的天下大势，尚属群雄并起、武力为尊的混沌阶段，真正的胜负不在一役之得失，而在人心向背与战略布局的长期积累。

从史实维度审视，“三英战吕布”本身并无历史依据。《三国志·吕布传》仅载：“布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又记其“布兵甚整，皆披甲，持矛戟”，可见其治军严整、骁勇善战；而《三国志·先主传》《关羽传》《张飞传》中，建安元年（196年）前刘备集团活动范围主要在幽州、青州及徐州一带，从未参与董卓部将与关东联军在洛阳以东的正面战役；虎牢关（古称汜水关）之战本属演义虚构地理——历史上联军讨董主战场在颍川、陈留、荥阳一线，而吕布实际驻守的是洛阳周边及武关方向，并未在虎牢关与刘备等人交锋。司马光《资治通鉴》亦未采信该情节，足见其为后世层累建构的文学母题。

然而，这一虚构情节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它精准承载了多重文化功能。其一，确立“忠义—勇武—仁德”三位一体的儒家英雄范式：张飞之烈、关羽之义、刘备之仁，在同一时空内完成人格共振；其二，构建早期蜀汉集团的合法性隐喻——以“三人”对抗“一人”，象征道义联盟对个人霸权的制衡；其三，为后续情节埋设关键伏笔：此战虽未克敌，却使刘备获得公孙瓒举荐、曹操青眼，间接促成其入主徐州的政治资本。明代评点家李贽曾言：“三英战吕布，非战也，乃立心也。”可谓一语道破本质。

另需注意的是，不同版本《三国演义》对战果表述略有差异。嘉靖本作“吕布架隔遮拦不定，倒拖画戟，飞马便回”，毛宗岗评本则强化戏剧性，增补“八路诸侯齐出，一齐掩杀”的集体追击场景，但均未改变吕布全身而退的核心结果。清代以来地方戏、评书及当代影视改编，虽有“张飞怒吼震裂虎牢关”“关羽刀气劈开山崖”等夸张演绎，但始终恪守“未竟全功”这一叙事底线——因一旦吕布在此战阵亡，整个三国权力结构将彻底崩解：无吕布牵制董卓旧部，李傕、郭汜难掌朝纲；无吕布夺取徐州，刘备便失立足根基；无白门楼之变，曹操亦少一重要政治筹码。可见，文学结果的设计，实为历史逻辑的精密推演。

综上，“三英战吕布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这一问题，须分层作答：表层是文学结果——三人围攻不胜，吕布突围而去；深层是历史结果——该事件根本未发生，但其文化影响远超史实；终极结果则是叙事结果——它成功塑造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富感染力的兄弟同盟意象，并成为检验英雄气概、政治智慧与时代机运的永恒标尺。直至今日，“三英战吕布”早已超越具体战况讨论，演化为一种文化语法：当面临不可一世的强权时，道义联合虽未必速胜，却足以定义价值坐标，照亮乱世中的人性微光。这或许正是这一虚构战役穿越千年仍被反复重述的根本原因。

三英战吕布是《三国演义》中最具视觉张力与象征意义的经典桥段之一，发生于东汉末年虎牢关之战期间。罗贯中以浓墨重彩的笔法描写了刘备、关羽、张飞三人合力围攻吕布的惊心动魄场面：“吕布纵赤兔马，挺方天画戟，一骑当先……张飞抖擞精神，酣战一百余合，不分胜负；云长舞动青龙偃月刀，拍马便出，夹攻吕布；战到三十合，战不倒吕布；刘玄德掣双股剑，骤黄鬃马，刺斜里去助战。”最终“吕布架隔遮拦不定，看着玄德面上，虚刺一戟，玄德急闪……吕布荡开阵角，倒拖画戟，飞马便回”。这一情节在民间广为流传，常被误认为真实史实，但细考《三国志》《后汉书》等原始史料，却全无“三英战吕布”之记载——它纯属小说家的艺术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