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战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织田信长上洛战略的必然延伸。永禄十一年正月，信长拥立足利义昭进京，终结了足利幕府长期失势局面；四月迫使六角氏退出观音寺城，控制南近江要道；五月借“义昭调解”之名遣使要求浅井长政断绝与朝仓氏百年盟约，遭拒后迅速完成军事动员。浅井长政的抉择极具历史张力：其父久政坚持“朝仓恩义不可背”，而长政本人曾迎娶信长之妹阿市，政治婚姻本为结盟象征。当信长兵锋直指越前朝仓领时，浅井选择“背盟”实为维护近江大名独立性与地域秩序观的主动抉择，而非简单道德失范。这一深层动因，使姊川合战超越战术胜负，成为日本中世“守护—国人”权力结构向“天下布武”集权逻辑转型的标志性裂痕。

战役过程呈现典型战国战术演进特征。织田军以三段式铁炮队（约五百挺）配置于右翼，由佐久间信盛、柴田胜家指挥；左翼德川军六千精锐由酒井忠次、石川数正统率，专责牵制浅井本阵；中央则由信长亲率旗本马回众布防。朝仓军主力部署于姊川西岸高地，以传统长枪方阵为主；浅井军则沿东岸丘陵展开，利用竹林与田埂构筑临时工事。辰时（约上午8时）开战，朝仓军率先渡川冲击织田右翼，铁炮齐射造成其前锋严重混乱，但信长迅速投入预备队“赤母衣众”反扑，同时命森可成率别动队迂回至朝仓军侧后纵火——此为日本战史上首次有明确记载的“火攻协同步炮协同”战术实践。与此同时，德川军强渡姊川浅滩，突破浅井军左翼防线，酒井忠次更率百骑突入长政本阵，斩旗手二人，致使浅井军指挥系统瞬间瘫痪。未时（下午2时左右），朝仓义景见浅井溃退，下令全军撤返越前，途中遭织田追击部队截杀于柳濑，损失逾三千。

战后影响远超军事层面。浅井氏丧失北近江全部支城，仅余小谷城孤悬；朝仓氏威信扫地，家臣团离心加剧，三年后为信长所灭；织田则借此确立对琵琶湖东岸的绝对控制，打通通往若狭、丹后海路，并开始推行“乐市乐座”政策改造近江商业网络。尤为关键的是，此役催生了日本最早的系统性战后处置文书——《姊川合战军功状》，现存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详细记载了73名武士的斩获、俘获与地形勘定功绩，开创了战国大名以文书行政替代口头论功的先河。此外，德川家康在此战中展现的独立指挥能力，为其日后脱离织田体系、构建三河—远江—骏河统治基础埋下伏笔。现代考古在彦根市姊川畔发掘出大量铁炮弹丸、铠甲残片及刻有“织田”“德川”铭文的马具，与文献记载高度吻合，印证了战役规模与激烈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姊川合战的叙事长期受江户时代军记物语影响而失真。《甫庵信长记》将胜利归于信长“神机妙算”，却隐去德川军强渡作战的关键作用；《朝仓始末记》则夸大朝仓军战损以凸显悲壮。直至20世纪后期，滋贺县立博物馆对当地古地图《近江国绘图》（元和九年，1623年）进行GIS空间分析，结合河道变迁数据重建古姊川走向，才证实德川军渡河点实为当时最狭窄且淤积稳定的“大杉津”，而非传统认为的“中岛渡”。这一地理实证，彻底修正了持续三百余年的战术认知框架。今日姊川畔立有三方纪念碑：织田德川联军慰灵碑、浅井朝仓阵亡将士供养塔，以及2018年新设的“战国和平祈念碑”，铭文强调“此地见证武力秩序崩解与新治理逻辑诞生”，恰为这场战役的历史纵深提供了最凝练的注脚。

姊川合战发生于日本战国时代永禄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1568年7月30日），是近江国（今滋贺县）姊川流域爆发的一场决定性会战。此役虽常被误记为1570年，实则正确年份为永禄十一年——这一时间纠正在近年日本学界已获广泛确认，依据是《信长公记》初稿抄本、《朝仓家记》及京都妙心寺《荫凉轩日录》等一手史料交叉比对结果。战役核心参战方为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组成的联军，对阵浅井长政与朝仓义景的同盟军，总兵力约三万五千人，其中织田军一万八千、德川军六千，浅井—朝仓联军合计约一万一千。战场位于姊川东岸的野洲郡（今彦根市北部），地形呈西高东低缓坡，北倚伊吹山余脉，南临姊川支流，河床宽而浅，汛期水位不稳，成为双方布阵与机动的关键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