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地处察哈尔省北部，扼守平绥铁路（今京包线）咽喉，北连内蒙古草原，南控晋冀要冲，素有“塞外重镇”“京西门户”之称。自1937年日军侵占后，该城被构筑为华北日军第110师团及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核心据点，驻有日军约2000人、伪军近万人，并依托大境门、赐儿山、卧虎山等天然屏障修筑大量永备工事与地下掩体系统。至1945年夏，虽日军主力已被抽调南下或调往东北，但守军仍负隅顽抗，企图依托地形与装备优势固守待援。

战役发起前，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11日明确指示晋察冀军区：“迅速集中主力，夺取张家口、宣化、怀来等战略要点。”聂荣臻司令员立即部署：以杨成武纵队为主力，配属冀察军区郭天民部、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及地方武装共6万余人，分三路向张家口合围。其中，左路由宣化西进，中路沿平绥铁路直插南口—沙城一线切断援军通道，右路则从张北方向南压，形成钳形攻势。尤为关键的是，中共地下党组织早已在城内发展起多条秘密联络线，包括铁路工人、伪警察局文书、医院护士等身份的37名骨干成员，持续提供布防图、弹药库位置及日军换防时间表。8月20日，地下党成功策动伪蒙疆银行守卫班起义，缴获日军尚未销毁的军用地图与通信密码本，极大缩短了战役准备周期。

8月23日凌晨，战役正式打响。中路部队率先突破东山坡防线，抢占清水河大桥；右路于拂晓攻占张北县城后，迅即南下，于当日下午突入张家口北郊；左路则于同日攻克宣化，切断日军西逃退路。激战至23日黄昏，八路军已控制城区外围全部制高点。当日夜间，地下党发动内应行动：伪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李振华率百余名警员倒戈，打开大境门；铁路工人炸毁南站调车场信号塔，瘫痪日军机动能力；城内多家药铺同步点燃火把作为进攻信号。24日晨，杨成武亲率突击队由大境门突入市区，在街巷战中采用“爆破小组+火力掩护+民兵向导”战术，逐街清剿。至24日16时，日军残部退守日军司令部（今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北街原蒙疆银行旧址）负隅顽抗。经两小时攻坚，八路军以炸药包爆破正门，全歼守敌。下午17时30分，一面缀有镰刀锤头图案的红旗在张家口钟楼顶端升起——这座沦陷达八年之久的城市宣告光复。

张家口战役历时仅四天，共歼灭日伪军2.6万余人（含俘虏1.8万人），缴获步枪1.2万支、机枪430挺、火炮86门、汽车217辆及大量军用物资。更重要的是，此役开创了三个“首次”：首次完整接收一座省会级城市行政体系（晋察冀边区政府随即迁驻张家口，成立察哈尔省政府）；首次系统接管近代化工业设施（包括张家口发电厂、察哈尔纺织厂、平绥铁路机务段）；首次实践“军事占领—政权接管—社会整肃—民主建政”一体化模式，为后续东北、华北解放区城市工作提供范本。1945年9月5日，《解放日报》头版刊发《张家口光复记》，称其为“人民战争在城市攻坚战中的伟大凯歌”。

战役影响远超军事层面。张家口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北方政治中心”：1945年10月，中共在此创办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首次实现对全国的语音广播；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部分代表秘密赴张参会；同年6月，中国首部红色电影《民主东北》在此剪辑完成。直至1946年10月国民党军重兵围攻，中共主动撤离，张家口作为解放区首府的使命持续长达14个月，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历史学者戴逸曾指出：“张家口战役不是终点，而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走向城市、从游击战转向正规战、从局部执政迈向全国执政的历史性起跑线。”

今天回望这场战役，其意义不仅在于收复失地，更在于验证了人民战争理论在现代城市作战中的可行性，彰显了中共组织力、动员力与战略预见性的高度统一。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胜利，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红旗飘扬，更是人心深处信念的扎根与制度文明的萌生。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决定性转折。在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美国投下原子弹摧毁广岛与长崎的震撼背景下，日本帝国主义已呈土崩瓦解之势。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展开全面反攻；8月10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七道反攻命令——华北战场由此进入战略总攻阶段。正是在此历史洪流中，1945年8月中旬至9月初爆发的张家口战役，成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首次攻克并长期控制省会级城市的标志性战役，也是抗日战争末期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