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国志·武帝纪》明确记载：“（建安五年）夏四月，公（曹操）进军官渡，绍遣郭图、淳于琼、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公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余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为先锋，击良，斩良。”此处“使张辽、关羽为先锋，击良，斩良”八字，是正史对颜良之死最权威的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并未指明“谁执刀斩首”，仅言“击良，斩良”。但结合《三国志·关羽传》“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的补充，可确证关羽是执行斩首者。需强调的是，此战发生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四月白马之战，属官渡之战序幕；而张辽作为先锋统帅之一，协同作战，但斩首动作由关羽完成。此即正史中唯一可信的“关羽斩颜良”依据。

至于文丑之死，《三国志·武帝纪》载：“（颜良败后）绍渡河追公，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登高望敌。乃令辎重前，甲士皆伏。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至。诸将曰：‘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取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大破之，斩丑。”这段记载清晰指出：文丑死于延津南之战，时间在白马之战后不久；战场为曹操设伏之地；击杀方式为曹军“纵兵击，大破之，斩丑”，未提具体执行者姓名。《三国志·徐晃传》《张辽传》《乐进传》均无参与此战并斩文丑的记录；《关羽传》全文未提文丑一字。裴松之注引《魏书》亦仅称“斩文丑”，不言何人所斩。换言之，正史中文丑系曹军集体作战所杀，无任何史料指向关羽或任何特定将领亲手斩杀——所谓“关羽诛文丑”，纯属罗贯中为强化主角神勇而虚构的情节。

进一步考辨可知，颜良、文丑虽同为袁绍部将，但身份有别：颜良为“大将军”属下高级战将（《后汉书》称“颜良、文丑，勇冠三军”），而文丑在史籍中未见明确官职，其活动多与刘备协同（如“刘备将五六千骑”共赴延津），暗示其可能更接近袁绍临时委派的机动骑兵指挥官，而非固定统帅。二人死亡间隔极短（约数日至十余日），但分属两场独立战役：白马之战重在解围速击，延津之战重在诱敌设伏。曹操以少胜多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袁军轻敌冒进心理，而非依赖某员猛将单挑制胜。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三国演义》要将二人之死尽数归于关羽？这实为叙事策略与道德建构的双重需要：一方面，通过连续斩杀敌方顶级武将，凸显关羽“万人敌”的超凡武力，为其后续“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埋下能力伏笔；另一方面，在蜀汉正统论框架下，将袁绍集团核心战力消解于关羽一人之手，无形中贬抑袁绍之能、抬升刘备集团合法性。这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文学浓缩，虽极具感染力，却严重扭曲了官渡之战的真实军事逻辑——此役胜负取决于曹操的纵深调度、粮道争夺与许攸叛投带来的情报优势，而非阵前几场个人对决。

另需澄清一个常见误解：部分网络文章称“文丑被徐晃所杀”，其依据是《三国志·徐晃传》中“从破颜良于白马，斩文丑于延津”的记载。然查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徐晃传》原文实为“从破颜良于白马……又与史涣拒袁绍运车于故市，破之，烧其辎重”，并无“斩文丑于延津”字样。此讹传源于明清某些坊刻本或地方志的窜改，已被清代学者赵一清、现代学者田余庆等反复考订证伪。正史中，徐晃参与白马之战属实，但延津之战主将序列中未见其名。

综上，正史记载清晰呈现：颜良死于建安五年四月白马之战，由关羽临阵刺杀并斩首；文丑死于同月稍后延津之战，系曹操亲率不足六百精骑设伏突袭，于混战中被曹军集体击杀，史书未载具体执行者。二者之死，既非同一战役，亦非同一人所为，更无“单挑决斗”之实。还原这一史实，不仅关乎对《三国志》文本的尊重，更是理解汉末战争形态——强调谋略、地形、士气与协同作战，而非个人武勇——的关键入口。当文学神话退潮，历史的肌理才真正浮现：官渡的胜负，不在刀光剑影的瞬间，而在帷幄之中的千钧一发。

在《三国演义》的浓墨重彩之下，颜良、文丑被塑造成袁绍帐下威震河北的“河北双雄”，其阵前被关羽“斩颜良、诛文丑”的桥段早已深入人心。然而拨开小说虚构的迷雾，回归陈寿《三国志》等原始正史文献，我们会发现：颜良与文丑之死，不仅并非同出一人之手，且其战殁过程、时间、地点与主将身份均与演义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文丑根本不是被关羽所杀。这一史实错位，恰是文学想象长期覆盖历史记载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