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出生并终老于明末清初的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淄川县。据其自撰《述德碑记》《族谱序》及康熙年间《淄川县志》所载，蒲氏世居淄川城东之满井庄（今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该地在明代属济南府直辖，清代沿袭明制，仍隶济南府淄川县。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并无“淄博”之名——淄博作为现代城市，是1950年代由原博山县与张店、周村等工矿聚落整合而成，其建市时间（1955年）距蒲松龄逝世已逾二百余年。绝不可将“蒲松龄是淄博人”简单等同于“蒲松龄生在淄博市”，而应理解为：其故里在清代淄川县境内，该地域今属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

进一步考订，淄川县于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成为淄博市下辖的市辖区。蒲家庄现存蒲松龄故居纪念馆、柳泉（蒲氏自号“柳泉居士”来源）、墓园及清代碑刻群，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其地理位置坐标为北纬36°35′、东经117°54′，行政隶属关系清晰无歧义。地方志如民国《续修淄川县志》卷二《舆地志》明确标注：“蒲家庄，在县城东十五里，蒲留仙先生故里。”此“县城”即清代淄川县城（今淄川区般阳路街道老城），非今日淄博市政府驻地张店区。

还需辨析一个常见误解：有人误以为蒲松龄是“济南人”，因其曾多次赴济南参加乡试，并在《聊斋志异》中描写过趵突泉、大明湖等景致。然科举制度下，士子须回原籍应试，蒲松龄每次皆以“山东济南府淄川县民籍”身份报考，户籍档案见于《山东乡试录》康熙九年庚戌科（1670年）条目。另据其友人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载：“留仙，淄川蒲氏，少负奇气，与余同砚于淄邑学宫。”所谓“淄邑学宫”，即淄川县儒学，证实其接受基础教育亦在本县。

从语言文化视角观之，蒲松龄作品中大量使用淄川方言词汇，如“褯子”（婴儿尿布）、“馉饳”（面食）、“褯褯”（形容琐碎）等，均见于今淄川区北部乡镇口语，而不见于济南市区方言系统。当代方言学者钱曾怡《山东方言研究》指出：“淄川话属冀鲁官话石济片，与济南话分属不同次方言区，语音声调差异显著。”这从语言人类学角度反证其成长环境具有高度地域专属性。

值得补充的是，蒲松龄一生未离山东腹地，足迹最远至宝应（今江苏宝应县）任幕宾三年（1670–1673），但其户籍、田产、宗族、葬地均固守淄川。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病逝后，葬于蒲家庄东凤凰山麓，墓前立有其子蒲箬所撰《清故显考蒲公讳松龄字留仙号柳泉府君之墓》碑，碑文首句即书“公淄川人也”。1962年考古清理墓葬时，出土青砖墓志铭一方，铭文与传世文献完全吻合。

综上，蒲松龄的籍贯可精确表述为：明代山东济南府淄川县满井庄（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这一结论既尊重历史语境，又符合现行行政区划，避免了“古人今籍”的时空错置。对公众而言，理解蒲松龄“是淄博人”，本质是承认其故里在当代淄博市行政辖区内；但若深入历史研究或文化传承，则必须强调“淄川”作为独立县级政区在明清五百余年的稳定性与文化主体性。今日蒲家庄每年举办“聊斋文化旅游节”，淄博市设立“蒲松龄研究院”，正是以今地承古脉、以行政框架延续文化记忆的典型实践——地理坐标虽经岁月更迭，人文根系却始终深扎于淄水之畔、昆仑山阴。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杰出文学家、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作者，其籍贯在历代文献中明确记载为“山东淄川”，但今人常因行政区划更迭而产生困惑：“淄川现在属于哪里？”这一问题背后，实则牵涉明清以来山东政区沿革、地名承袭与当代市县归属的多重历史维度。要准确回答，须从地理、行政、文献三重证据链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