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的故事集中于《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具悲剧美学张力的篇章。司马迁未因项羽最终败亡而矮化其人格，反而以“彼可取而代也”的少年豪语、“破釜沉舟”的决绝气概、“垓下悲歌”的深情自悼，层层铺陈其“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本质。尤为动人的是乌江自刎一节：面对亭长劝渡江东再起的良机，项羽慨然曰：“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此非怯懦，而是对荣誉伦理的极致坚守——在司马迁笔下，项羽的失败不是能力的溃退，而是价值逻辑与时代洪流激烈碰撞后的必然陨落。这种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观，正是《史记》超越前代史书的灵魂所在。

韩信的形象则构成另一重深刻对照。《淮阴侯列传》以“胯下之辱”开篇，寥寥数语即勾勒出一个隐忍待时的天才军事家雏形。他助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井陉背水一战歼灭赵军二十万，平定齐地后手握重兵却拒蒯通之谋，终因功高震主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司马迁对此痛彻心扉：“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这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哀叹，更是对专制皇权下功臣宿命的冷峻洞察。韩信故事之所以历久弥新，正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永恒命题：制度性猜忌如何吞噬技术理性与忠诚奉献。

蔺相如的故事见于《廉颇蔺相如列传》，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典范文本。“完璧归赵”中，他持璧睨柱，以死相胁，逼秦王斋戒五日；“渑池会”上，他挺身而出，以颈血溅大王，捍卫赵国尊严；最令人动容的是“将相和”一幕：面对廉颇的屡次羞辱，他引车避匿，坦言“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司马迁以三组对比场景，将智、勇、仁、让熔铸于一人之身。其价值不在计谋之巧，而在格局之宏——在分裂割据的时代，他以人格高度为政治合作提供了伦理支点。

而伯夷、叔齐的传说虽仅见于《伯夷列传》开篇，却承担着全书的思想基石功能。二人叩马谏武王伐纣，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终饿死。司马迁并未简单褒扬其“忠”，反而抛出尖锐诘问：“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当贤者饿死、盗跖寿终，天道何在？这一问，直指历史正义的深层困境，也使《史记》超越了单纯记事，升华为一部饱含哲思的精神证词。正因如此，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这些人物故事之所以能穿越两千年仍撼动人心，在于司马迁始终秉持“实录”精神与“同情之理解”的双重立场。他不粉饰帝王，亦不贬抑失败者；既写刘邦的市井狡黠，也写项羽的儿女情长；既录酷吏张汤的严苛，亦存游侠郭解的肝胆。《史记》中的人物不是被史观裁剪的标本，而是带着体温、矛盾与局限的真实生命。今日重读，我们不仅看见楚汉风云、战国纵横，更照见自身在权力、忠诚、尊严与生存之间的永恒犹疑。

尤为珍贵的是，《史记》人物书写所确立的“以事系人、以人显史”传统，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与史学。从《三国演义》的关羽形象到现代影视剧中的历史人物重塑，其叙事基因皆可溯源于此。而当代读者从中汲取的，早已不止于知识，更是一种价值判断的参照系：当面对不公时，我们能否有伯夷的清醒？身处逆境时，可否存韩信的韧性？执掌权柄时，是否怀蔺相如的胸襟？危局当前时，又有没有项羽式的担当？《史记》的伟大，正在于它拒绝提供标准答案，却永远提供叩问的勇气与尺度。

在信息碎片化、叙事扁平化的今天，《史记》中的人物故事精选，恰是一剂沉静心灵、重铸精神坐标的良方。它提醒我们：历史不是尘封的档案，而是流动的对话；人物不是远去的背影，而是映照现实的明镜。每一次重读，都是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也是一次对自我价值坐标的重新校准。

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仅开创了史学书写的新范式，更以文学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铸就了中华叙事传统的高峰。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志，在五十二万余言中塑造了数百个血肉丰满、气韵生动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并非冰冷的史料符号，而是承载着道德抉择、命运张力与人性深度的生命群像。本文撷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四则人物故事——项羽之勇烈、韩信之沉浮、蔺相如之智勇、伯夷叔齐之守节，展现《史记》如何以精微笔法，在历史褶皱中照见永恒的人性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