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伦恪靖公主，清康熙帝第六女，生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生母为贵人郭络罗氏。她并非皇后所出，却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被破格封为“固伦公主”——这一封号本专属于皇后嫡女，足见康熙帝对其格外器重。更引人注目的是，她在和亲蒙古喀尔喀部时，被当地尊称为“海蚌公主”。“海蚌”并非满语或蒙古语固有称谓，而是音译自蒙古语“hai ban”，意为“参谋”“参政者”或“主事之人”。这一称号背后，是她远超清代一般和亲公主的政治实权：她不仅主持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理藩事务，参与蒙汉贸易监管，更在土谢图汗部与清廷之间担任实质性的政治协调人，甚至拥有调遣地方绿营、审核札萨克奏报、裁决民事纠纷等权限。史载其府邸“规模如亲王府”，康熙特许其“不避驸马之讳”，凡政务文书直书其名而不称“公主”，这在清代公主史上绝无仅有。

恪靖公主于康熙三十六年下嫁喀尔喀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敦多布多尔济，时年十九。其夫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孙，属黄金家族正统支系。这场婚姻并非单纯的政治联姻，而是一次深度绑定清廷北疆战略的关键布局。彼时噶尔丹虽已败亡，但喀尔喀各部尚未完全整合，沙俄势力亦在贝加尔湖以南悄然渗透。恪靖公主携清廷诏谕、理藩院印信及三千户随旗迁居归化城，实际成为清廷在漠南蒙古的“监国公主”。她设立“公主衙门”，统辖驿传、盐引、茶马互市，并推动《归化城商律》颁行，严控汉商高利贷与囤积居奇，保护牧民权益。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她主持重修归化城大召寺，并亲自审定《蒙古律例》增补条文七条，涉及牧场划界、水草争端、逃人追缉等核心治理议题，被蒙古各部誉为“白度母化身”。

关于她的逝世，史料记载明确而克制。《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七载：“雍正十三年五月初八日，固伦恪靖公主薨于归化城府第，年六十有三。”即公元1735年6月12日，卒于今呼和浩特旧城北街公主府。死因未见“疾笃”“暴薨”等异常表述，结合其晚年仍签发三道赈灾谕令（雍正十二年至十三年初）、接见青海台吉使团等记录，可推断为自然衰老所致。清代皇室医疗档案显示，她晚年患有轻度风痹与目昏，由太医院定期遣医“以羚羊角、石斛、枸杞配丸缓治”，属典型高龄慢性病程。值得注意的是，她去世前三个月，雍正帝刚完成对归化城军政体系的最后一次整饬，将原属公主节制的归化协副将改隶绥远城将军，此举非贬抑，实为制度性收束——意味着其毕生经营的“公主理政模式”已圆满完成历史使命，北疆治理体系全面转入常规军府制。她的离世，标志着清代和亲制度从“人格化治理”向“制度化管辖”的历史性转折。

恪靖公主葬于归化城东郊蜈蚣坝山麓，墓园依清制建享殿、碑亭，然未用帝陵规制。乾隆初年，其子根扎布多尔济袭札萨克郡王，奏请立碑纪功，乾隆御批：“恪靖端淑，宣力边陲，海蚌之誉，实至名归。”此为“海蚌公主”称号首次见于中央档案。今呼和浩特公主府博物馆藏《恪靖公主行状稿》残卷中，有一句罕见评语：“公主临政廿八载，胡俗易，汉法行，商旅安，牧歌永。”短短十五字，凝练道出她以柔性权威重构边疆秩序的历史本质。她不是被动的联姻符号，而是主动的制度建筑师；她的“海蚌”之名，不是虚衔尊称，而是草原社会对其实际治理能力的集体认证。在清代百余位和亲公主中，恪靖公主是唯一获准在封地长期驻跸、独立理事、颁行法规、铸行货币（曾监造“归化局铜钱”）者。她的生命终点，不是悲剧落幕，而是一个成熟政治范式的优雅谢幕——当制度已然扎根，人格化的守护便悄然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