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睿即位之初，面临内政未稳、外患频仍的严峻局面。其父曹丕临终托孤于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四人，形成“宗室—士族”双轨辅政格局。曹睿并未拘泥于托孤框架，而是以敏锐政治直觉逐步收权：登基当年即遣曹真西拒诸葛亮北伐，命司马懿屯兵宛城以控荆豫；三年后借曹休石亭惨败之机削其兵权，不久曹休忧愤而卒；又于太和四年（230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衔授司马懿，表面倚重，实则将其调离洛阳核心，置于对抗蜀汉前线。他大力提拔寒门出身的刘放、孙资为中书监、令，掌机要诏命，制衡世家话语权——此举既延续曹操“唯才是举”遗风，又暗含对颍川士族过度坐大的警惕。

在治国理政方面，曹睿展现出超越年龄的老练。他重视律法建设，命陈群等人修订《魏律》十八篇，删繁就简，确立“八议”“五刑”体系，使曹魏法制趋于系统化；经济上推行屯田制度深化，尤其强化关中、淮南军屯，保障对吴、蜀长期用兵的粮秣供应；文化领域则支持太学扩招，亲临辟雍讲经，并敕令整理先秦典籍，组织学者编纂《皇览》——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类书，凡千余卷，虽已散佚，但其体例深刻影响后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巨著。尤为难得的是，曹睿对奢靡之风持清醒批判态度。青龙三年（235年），洛阳宫室营造过甚，博士秦宓上书谏止，曹睿非但未加罪，反下诏自责：“昔汉文惜露台之费，朕岂可忘先王之训？”遂停建芳林园、景福殿部分工程，减省工匠三千余人。这种克制，在帝王中极为罕见。

对外战略上，曹睿坚持“守势为主、伺机反制”方针。面对诸葛亮五次北伐（228–234年），他始终坐镇洛阳调度全局：命曹真、张郃扼守祁山与街亭，遣司马懿于渭南相持，最终耗尽蜀军锐气；对东吴则采取水陆并防策略，派满宠镇守合肥新城，成功抵御孙权嘉禾三年（234年）大规模进犯。值得注意的是，曹睿对边疆民族亦有深远布局：鲜卑轲比能部崛起于漠南，一度统一各部，威胁并州，曹睿采纳田豫、牵招建议，以离间分化、赏赐羁縻为主，辅以幽州突骑突袭，终致轲比能于235年被部下刺杀，北方边患暂解。

曹睿晚年渐趋刚愎。自景初元年（237年）起，屡兴土木：重修洛阳宫、筑九华台、凿天渊池，役夫数十万；又崇信方士，广求仙药，致朝纲稍弛。更关键的是继承人问题处置失当：养子曹芳年仅八岁即被立为太子（235年），而亲弟燕王曹宇、任城王曹彰后裔均未获重用，宗室力量持续弱化；托孤大臣中，司马懿地位日益超然，曹睿临终前本欲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辅政，却因刘放、孙资力荐而改命曹爽与司马懿共辅——这一决策埋下高平陵之变伏笔。太和二年（228年）他曾对侍臣感叹：“若得一良将如卫青、霍去病者，何惧蜀吴？”此语折射其雄心与焦虑交织的执政心态。公元239年正月，曹睿病逝于洛阳嘉福殿，享年三十六岁，谥曰“明”，庙号烈祖（后改称明帝）。其子曹芳继位，曹魏政权由此滑向权臣专政轨道。

曹睿一生，是曹魏由盛转衰的关键过渡期。他承父业而拓其局，抑豪强而重实务，守成有术却未能固本培元。其与甄氏的母子关系，既是个人情感创伤，也映射出曹魏早期宫廷权力结构的脆弱性——甄氏之死非单纯宫斗悲剧，实为曹丕确立嫡庶秩序、压制袁氏残余影响的政治清算；而曹睿对生母追谥“文昭皇后”、迁葬朝阳陵、岁时亲祭，则是对自身合法性的郑重确认。历史未曾给予他足够时间完成制度性巩固，但其在军事防御体系构建、法律文本定型、文化工程启动等方面的作为，深刻塑造了魏晋政治文明的基本范式。

曹睿（204年－239年1月22日），字元仲，三国时期曹魏第二位皇帝，史称魏明帝，是魏文帝曹丕的长子，亦为曹魏政权承前启后的关键君主。其生母为文昭甄皇后——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甄氏，原为袁绍次子袁熙之妻，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破邺城后被曹丕纳为夫人。甄氏端庄贤淑、才情出众，《洛神赋》虽为曹植所作，但千百年来常被附会为其影射对象，足见其在曹魏宫廷中的文化象征意义。甄氏命运多舛，黄初二年（221年）因失宠及宫闱谗言，被曹丕赐死，时年约三十九岁。彼时曹睿年仅十七，虽被立为平原侯，却一度遭疏远，未随母居于中宫，亦未获太子名分，直至曹丕病危前数月，方于黄初七年（226年）五月被仓促册立为皇太子，六日之后即位，年仅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