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1日，一架隶属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Kashmir Princess）在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约一小时，在南海上空发生剧烈爆炸并坠毁于海面。机上11名乘客与5名机组人员中，除3名机组人员奇迹生还外，其余13人全部遇难。这场看似偶然的空难，实为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行动——目标直指即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重大危机，更被国际史学界视为冷战初期东西方情报战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标志性案例。

事件背景需置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球格局中理解。二战结束后，殖民体系加速瓦解，亚洲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1955年4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旨在推动新兴独立国家团结协作、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中国虽未被邀请为创始发起国，但经多方斡旋获得参会资格，周恩来总理将率团出席——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主权国家身份亮相多边国际舞台，具有突破性政治意义。西方阵营尤其美国与台湾当局对此高度警觉。彼时，蒋介石集团仍盘踞台湾，坚持“反攻大陆”立场，并持续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资金与技术支援。据解密档案显示，1954年底至1955年初，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在美方默许下启动代号“破晓计划”的刺杀行动，核心目标即阻止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执行环节暴露了情报战的残酷精密与道德溃败。行动策划者锁定“克什米尔公主号”——该机原为英国海外航空（BOAC）所属，后由印度航空公司租用，承担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及随行记者的运输任务。因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经昆明转道仰光赴万隆），他本人并未登机，但机上仍有包括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编辑、越南与波兰等国记者在内的多名亚非国家媒体代表。关键突破口在于清洁工周驹——一名持香港身份证、实为台湾情报部门收买的外围特工。周驹受命潜入启德机场维修区，在飞机右翼轮舱内安装一枚美制M-1定时炸弹。该装置设定为起飞后约一小时引爆，利用高空气压变化触发引信。4月11日12时30分，飞机离港；13时30分左右，雷达信号消失，残骸散落在南中国海东沙群岛以南约120海里海域。

事件曝光后引发全球震动。中国政府迅速成立调查组，联合英国、印度、印尼等国展开跨国取证。香港警方于4月18日拘捕周驹，其供词直指台湾情报机关指挥链。尽管台湾当局起初矢口否认，但1955年5月，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披露美方内部备忘录，证实CIA曾向台北提供爆炸物技术支持；2000年后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进一步佐证：美方虽未直接下令，却对行动知情且未加阻止。1955年6月，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中国代表乔冠华严正指出：“这不是一起事故，而是一场反人类的恐怖谋杀。”尽管最终因冷战政治现实未能通过制裁决议，但事件极大提升了亚非国家对中国立场的同情与认同。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以“求同存异”方针化解分歧，促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诞生，中国外交实现历史性突破。

历史回响深远而复杂。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成为冷战时期非对称暴力干预的典型案例，揭示出隐蔽战线如何深度介入国际政治进程。它也促使新中国加速构建独立自主的航空安全与情报防御体系：1956年成立民航总局保卫局，1958年颁布首部《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并推动与亚非拉国家建立反恐情报共享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事件中幸存的三名机组人员——机长鲍勃·巴克、副驾驶彼得·威廉姆斯与机械师约翰·莫里斯——在坠机后漂浮于救生筏近20小时获救，其证词成为指控的关键证据。而罹难者中，新华社记者黄作梅、《人民日报》编辑李平、越南通讯社记者阮文平等人的名字，至今镌刻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黑色花岗岩墙上。

从记忆政治角度看，该事件长期被简化为“未遂暗杀”，但近年研究强调其作为“已实现的象征性暴力”本质——尽管周恩来幸免，但13条生命的消逝、亚非媒体共同体的创伤、以及对多边主义理想的公然践踏，构成不可逆的历史伤痕。2015年万隆会议六十周年之际，中国与印尼联合举办“克什米尔公主号纪念展”，展出打捞出的发动机残片、泛黄的登机牌复印件与幸存者口述影像。展览序言写道：“这架飞机没有抵达万隆，但它承载的正义诉求，最终穿越硝烟，降落在历史深处。”今日重审这一事件，不仅关乎真相还原，更在于警示：当大国博弈裹挟个体命运，每一次航班起飞，都可能是和平与暴力之间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