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字伯濂，号选堂，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国学大师之一，被誉为“南饶北季”中的“南饶”，与季羡林并称“国学双璧”。他一生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在历史、考古、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其学术视野之广、研究深度之精，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迹。

饶宗颐自幼聪慧过人，家学渊源深厚。其父饶锷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藏书丰富，尤重地方文献与经史之学。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饶宗颐少年时期便熟读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16岁时，他已开始整理父亲遗著《潮州艺文志》，展现出非凡的学术潜力。此后，他未入正规大学深造，却凭借自学和广泛交游，逐步建立起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学术体系。

20世纪40年代，饶宗颐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参与殷墟甲骨文的整理研究，由此开启了他对古代文字与出土文献的长期探索。他对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在敦煌学领域成就卓著。他是最早系统研究敦煌变文的学者之一，其著作《敦煌曲》《敦煌白画》等填补了中国文学史与艺术史的多项空白，推动了国际敦煌学的发展。

饶宗颐的学术版图远不止于文献考据。他在印度学、梵文、巴利文、西域语文等方面也有深入研究，曾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从事印度梵文与佛教文献的研修，成为少数精通多种古代语言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对佛教艺术、道教思想、儒家经典均有独到见解，提出“礼乐文明”是中国文化核心的观点，强调中华文化的精神价值应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复兴。

在艺术领域，饶宗颐同样造诣非凡。他不仅是书法家、画家，更是诗文大家。他的书法融合篆隶楷行草，笔力雄健而意境高远；绘画则以山水、兰竹见长，讲究“以书入画”，体现文人画的传统精神。他一生创作诗词数千首，风格古雅清新，常以学术入诗，形成“学者之诗”的独特风貌。

饶宗颐曾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新加坡大学等多所高等学府，培养了大批海内外学者。196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后为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他还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授予儒莲汉学奖、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等多项国际殊荣，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

尤为可贵的是，饶宗颐始终秉持“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他认为，国学不仅是知识体系，更是文化精神的延续。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他坚持用严谨的学术方法守护中华文明根脉，并主张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新诠释中国智慧。他曾说：“我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被遗忘的东西找回来。”

2018年2月6日，饶宗颐在香港逝世，享年101岁。他的离世被视为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其留下的数千万字著作、数百种学术论文、大量书画作品，仍在持续影响着后来者。由他主编的《甲骨文通检》《全明词》《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等大型文献工程，成为相关领域的权威工具书。

今天，当我们回顾饶宗颐的一生，不仅看到一位学者的博学多才，更感受到一种沉静坚韧的文化担当。他不追逐名利，不趋附潮流，数十年如一日潜心治学，真正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种精神，在浮躁的时代尤为珍贵。

饶宗颐的学术道路也启示我们：真正的国学研究，不是简单的复古或怀旧，而是要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他将传统学问与现代学术规范相结合，既尊重经典，又勇于创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树立了典范。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重新关注国学，但如何避免流于形式、走向肤浅，仍是亟待思考的问题。饶宗颐的治学态度提供了一条清晰路径——深入经典、广采博取、融会贯通、知行合一。唯有如此，国学才能真正焕发生机，成为滋养民族灵魂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