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特别澄清的是，“最短朝代”的判定须立足于历史学界通行的“政权承认标准”：即是否获得当时主要政治力量（尤其是征服者与被统治区域）的名义承认、是否具备中央集权形式、是否行使过独立政令权力。以此观之，五代时的“闽国”存36年、“北汉”存29年，均远超伪楚；而民间常误传的“袁世凯洪宪帝制”（1916年1月1日—3月22日）虽仅83天，但属民国法统内的复辟尝试，并非传统意义的“朝代”；至于十六国时期段业所建北凉（401–439）、南朝萧宝融的齐和帝政权（502年四月至七月）等，亦均逾百日。真正可与伪楚比“短”的，仅有唐末朱温废哀帝所立的“大梁”过渡期（907年四月—六月），但朱温登基即改元开平，已具完整王朝形态，且获藩镇普遍臣服，其法统连续性远非伪楚可比。

伪楚的诞生，是靖康之变后结构性崩溃的缩影。1127年1月，金军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及宗室、朝臣三千余人北去，北宋中枢彻底瓦解。金人无意直接统治中原，遂推行“以汉治汉”策略，亟需树立一个表面合法、实则完全听命的代理人。张邦昌时任太宰兼门下侍郎，主和派核心，曾代表北宋与金议和，在金营中表现恭顺，因而被选中。值得注意的是，张邦昌本人极度抗拒称帝——《三朝北盟会编》载其“涕泣不从，僵仆于地”，甚至欲自尽；登基当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仅于尚书省设座理事；宫门题“大楚”二字，却命人涂去“大”字，只留“楚”；更严禁臣民称“陛下”，自称为“予”。这些细节绝非矫饰，而是其毫无政治自主性的铁证。

伪楚的消亡同样具有戏剧性与必然性。金军主力北撤后，原宋朝旧臣如吕好问、秦桧（此时尚未转向主和）等人密谋拥立康王赵构；而张邦昌亦深知自身合法性全系金人鼻息，一旦失恃，必遭天下共诛。他迅速采取补救：迎回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恢复宋朝建炎年号，移交玉玺印绶，并亲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赵构“待罪”。赵构即位后，虽念其“免生灵涂炭”之功暂授太保衔，但终在1127年9月以“僭逆”罪赐死。这一结局，深刻揭示了伪楚的本质：它并非独立政治意志的产物，而是军事强权制造的真空填充物，既无社会基础，亦无制度根基，其32天的存在，实为王朝崩溃过程中一段尴尬而脆弱的“政治休止符”。

值得深思的是，伪楚虽短，却折射出传统王朝合法性的多重维度：天命所归、血缘正统、士人共识、军事实力与民众接受度。张邦昌不具备其中任何一项，唯赖外力强推，故速朽。相较之下，五代后周虽仅十年（951–960），却完成均田、整军、兴学等实质性改革，为北宋统一奠基，其历史分量远非伪楚可比。因此，评判“最短朝代”，不仅计其日数，更需察其是否曾真实参与历史进程——伪楚恰因彻底缺席，反成最短之证。

今日回望这段32天的闹剧，它不仅是时间尺度上的极端个案，更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逻辑的一把钥匙：当所有正当性资源皆被剥夺，仅凭刀剑支撑的“国”，连一天的实质统治都难以维系。历史从不因短暂而失重，伪楚的灰烬里，埋着关于权力本质最冷峻的注脚。

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帝制史中，朝代更迭频仍，既有延续近三百年的汉唐宋明，也有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政治实体。若论存续时间之短，公认最短暂的正统性朝代并非五代十国中的某些割据政权，而是北宋灭亡后、金兵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楚。它自1127年3月7日（靖康二年二月三十日）张邦昌被金人强立为帝，至4月10日（三月初四）正式退位归政于宋室赵构，实际存在仅32天，未颁年号、未建官制、未铸钱币、未遣使四方，连基本的国家机器都未曾运转，却在《宋史》《金史》及《三朝北盟会编》中均被明确记载为“国”，成为中华帝制史上寿命最短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