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约共二十八条，核心内容可归纳为三大板块：第一，英国同意自1796年6月1日起撤出其在北美西北地区（今美国密歇根、威斯康星、俄亥俄等州境内）所占据的七处军事要塞——包括底特律、麦基诺、尼亚加拉等。这些据点自独立战争结束后即被英方以“美方未履行《巴黎和约》中关于偿付效忠派债务及归还被没收财产”为由拒不交还，构成对美国领土主权的持续侵蚀。第二，在贸易与航运问题上，条约确立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允许美国商船在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有限贸易（但禁止运输棉花、糖、咖啡等主要殖民地产品），同时承认英国战时封锁权与“敌货随敌船”原则，变相接受英国对中立国航运的单边限制。第三，设立联合委员会裁决战前债务纠纷与边界争端：前者成立“债权委员会”处理美国公民拖欠英国债权人的战前债务（约270万美元），后者启动“边界委员会”勘定缅因—新不伦瑞克段陆界，并授权仲裁解决五大湖水域航行权与捕鱼权分歧。

条约签署后引发全美政治地震。以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为首的共和党人激烈抨击其“屈辱性让步”：他们指出，条约未要求英国赔偿自1793年以来劫掠的250余艘美国商船，未禁止皇家海军强征美国水手（ impressment ）——这一问题将在十年后直接引爆1812年战争；更严重的是，条约默许英国对中立航运的压制逻辑，实质削弱美国作为中立国的国际法地位。费城、纽约等地爆发大规模抗议集会，杰伊本人被民众焚毁肖像，有传单讥讽“杰伊已将美国国旗缝进英国军旗的褶边里”。联邦党人则强调条约避免了迫在眉睫的战争——1794年英美已在海上多次交火，英国舰队正集结于哈利法克斯，而美国陆军不足4000人、海军尚无一艘主力舰。华盛顿在批准条约前曾致信内阁：“宁可承受批评，也不愿让国家滑向无胜算之战。”

值得注意的是，《杰伊条约》深刻暴露了美国早期宪政结构的张力。宪法第二条虽赋予总统缔约权，但明确要求“须经参议院三分之二议员同意”。此次批准过程首次检验了该制衡机制：参议院闭门审议长达六周，删去条约中关于西印度贸易的第十二条（该条款完全禁止美船进入牙买加等核心蔗糖产区），并附加“不得解释为放弃美国在国际法下固有中立权利”的保留声明。这种“修改式批准”开创先例，凸显参议院并非被动橡皮图章，而是主动塑造外交政策的宪法主体。此外，条约执行中催生了美国首个常设国际仲裁机制——1798年成立的“英美联合索赔委员会”，其裁决效力被两国国内法院直接援引，成为19世纪国际司法实践的重要先声。

从长远看，《杰伊条约》效果远超当时预估。英国撤军使美国得以和平接管西北领地，加速俄亥俄河谷开发与印第安部落条约体系重构；债务委员会最终裁定美方偿还约60万美元，缓解了英美民间金融纽带断裂风险；而边界委员会虽未彻底解决缅因争端（直至1842年《韦伯斯特—阿什伯顿条约》），却确立了以经纬线勘界的技术范式。更重要的是，条约客观上为美国赢得关键发展窗口：1795至1805年间，美国对外贸易额增长210%，联邦财政收入翻倍，为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奠定物质基础。历史学家萨缪尔·弗莱明指出：“杰伊条约不是胜利的凯歌，而是生存的契约——它用外交妥协换来了十年喘息，而正是这十年，让脆弱的合众国长出了真正的骨骼。”

然而，其遗留问题同样尖锐。强征水手问题持续恶化，1807年“切萨皮克号事件”中英舰公然登临美舰抓人，成为1812年战争导火索；西印度贸易限制刺激南方种植园主转向法国市场，间接加剧美法准战争（1798–1800）；条约中模糊的“中立权利”表述，更在1806年《厄姆登条例》颁布后被英国单方面扩大解释，最终导致《1810年梅肯第二号法案》的出台。因此，《杰伊条约》既是现实主义外交的教科书案例，也是理解美国早期“弱国外交悖论”的锁钥：它证明一个缺乏硬实力的新国家，唯有通过精准把握对手战略焦虑（当时英国亟需稳住北美以集中对抗法国革命势力），才能以法律文本为杠杆撬动地缘利益重组。

今天回望，《杰伊条约》早已超越双边文件范畴，成为研究国际法演进、宪法分权实践与早期共和政治文化的多棱镜。其签署地——伦敦兰开斯特宫旧址现设有专题展陈；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原始羊皮纸条约正本，仍可见华盛顿亲笔批注的拉丁文短语“Pax per negotium”（以谈判求和平）。这段尘封的外交博弈提醒我们：国家尊严不仅体现于战场凯旋，更沉淀于字斟句酌的条款之间，在妥协的缝隙里，往往藏着存续的生机。

1794年签署的《杰伊条约》（Jay Treaty）是美国建国初期最具争议也最具战略意义的外交文件之一。该条约由时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John Jay）代表华盛顿政府赴伦敦谈判，于1794年11月19日签署，1795年6月24日经参议院以20票对10票——仅以两票优势勉强批准——随后由乔治·华盛顿总统签署生效。条约名义上旨在“解决美英之间自1783年《巴黎和约》以来悬而未决的争端”，实则折射出新生共和国在主权独立、经济生存与军事弱势三重压力下的现实主义外交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