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嗣源出身沙陀部族，幼年随父归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十二岁即入帐下为侍卫，因骁勇沉毅、寡言重诺，深得李克用赏识，收为养子，赐姓李。在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两代统帅晋军与后梁鏖战的三十余年中，李嗣源始终冲锋在前，屡建奇功。公元908年，他在夹寨之战中率精骑突袭梁军营垒，焚其粮草，扭转潞州围困危局；912年，于柏乡大破梁军精锐“龙骧”“神捷”二军，斩首二万，奠定晋军战略优势；923年，后唐灭梁关键一役——杨刘渡河之战，李嗣源亲率前锋昼夜急进，抢占渡口，为李存勖直捣汴梁铺平道路。因其战功卓著、资历深厚，李存勖称帝后封其为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位在诸将之首，实为帝国军事柱石。

然而，李嗣源的政治命运在同光四年（926年）发生根本转折。彼时李存勖晚年刚愎多疑，宠信伶官宦官，横征暴敛，军心离散。魏博军士皇甫晖兵变于邺都，迅速蔓延至邢、洺诸州。李存勖急命李嗣源率亲军前往平叛，不料行至途中，所部将士哗变，挟持李嗣源回师南下，与叛军合流。面对“黄袍加身”的既成事实与将士拥戴的汹涌民意，李嗣源审时度势，未作激烈抵抗，亦未立即称帝，而是遣使向洛阳申辩“清君侧”之志，并上表请罪。然李存勖已众叛亲离，于兴教门之变中为乱兵所杀。李嗣源遂入洛阳监国，旋即即位，改元天成，是为后唐明宗。

登基后的李嗣源展现出与五代多数武夫君主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他深知乱世之弊源于苛政与滥刑，即位之初便下诏废除李存勖朝诸多弊政：罢宫人三千余，放归民间；停建内苑、营缮工程；裁撤伶官、宦官冗职；严令州县不得以“羡余”为名额外征敛。尤为可贵者，他力倡“纳谏如流”，常召儒臣讲《春秋》《贞观政要》，亲自主持殿试，恢复中断多年的科举取士；重用安重诲、任圜、冯道等务实干才，其中冯道后来成为五代最具影响力的文臣之一。天成三年（928年），河北蝗灾肆虐，李嗣源下令“蝗生而不捕者，以纵蝗罪论”，并调拨仓粮赈济，开仓粜米平抑物价，使“民赖以全活者甚众”。

在军事方面，李嗣源采取“守内虚外”策略，对契丹、党项等边族以羁縻为主，避免大规模远征消耗国力；对内部藩镇则恩威并施：削平荆南高季兴反复、震慑西川孟知祥野心，同时厚待功臣，不滥杀宿将。其在位八年（926—933年），史称“天成、长兴之治”，虽未臻盛世，但“年谷屡登，兵革罕用，校于五代，最为小康”。《资治通鉴》评曰：“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厚，宽仁爱人，不好声色，尤恶诛戮。”

然其晚年亦显局限。宠信枢密使安重诲，致其专权跋扈，引发朝臣倾轧；对亲子李从荣过度纵容，未及时确立储君名分，埋下日后“兴圣宫之变”隐患。长兴四年（933年）十一月，李嗣源病重，李从荣率兵入宫欲夺位，事败被杀。明宗闻讯悲恸呕血，数日而崩，终年六十七岁。其陵墓徽陵位于河南洛阳邙山，今仅存封土。

李嗣源的一生，是沙陀武人融入中原政治文明的典范。他以战将之躯承乱世之命，以仁恕之心行简静之政，在五代“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残酷循环中，以八载实际统治，为北方社会赢得难得的喘息与修复期。其“不嗜杀、不佞佛、不营宫室、不事游畋”的为君之道，不仅为北宋士大夫所追慕，更成为后世评价五代君主的重要标尺。今日回望，李嗣源非以开疆拓土名世，而以止戈安民立身——这恰是乱世中最稀缺、也最值得铭记的君德。

李嗣源（867年－933年），字德圣，应州金城（今山西应县）人，沙陀族，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第二位皇帝，庙号明宗，谥号“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他并非后唐开国君主李克用之子，而是其养子，却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务实的政治手腕与罕见的仁厚品性，在五代乱世中开创了少有的治世局面，被《旧五代史》赞为“五代之令主”。其人生轨迹横跨晚唐藩镇割据、后梁与后唐争霸、以及后唐内部权力更迭三大阶段，堪称一部浓缩的五代政治生态史。